1977年，当高校重新招生的消息传出后，我上大学的愿望死灰复燃。但看到具体要求后，我发现对考生年龄的要求是30岁以内，而当时我已满31周岁。
我是1964年从上海市北中学高中毕业的，但在此前，我的大学梦已经破灭。那是在1962年的5月，我正读高二，在学校的一次体检中，我被发现患开放性肺结核。经过拍片复查，确诊无误，医院通知我立即病休，3个月后复查。进高中不久，我就已瞄准北京大学古典文献专业，我也是语文、历史、英语等科教师心目中最有希望的学生。要是不能在3个月内治愈，就会影响报考大学，这一切就都完了。于是我将一切希望寄托在治疗和休养上，按时服药，严格按时间表作息，每天早上去公园学太极拳。但是每3个月一次的复查都是一次新的打击——我一直无法进入钙化期，因此不能复学。直到1963年11月，同班同学早已毕业，绝大多数考入大学，我才在休学一年半后获准复学，转入下一届高三“试读”。可是到第二年5月高考报名体检时，我的肺结核还是没有完全钙化，不符合报考条件。
在老师的劝说下，我暂时放弃了继续报考大学的打算。作为一名新团员，服从组织分配是起码的要求，我接受了参加上海教育学院师资培训的安排，留在母校市北中学实习，1965年8月，被分配到古田中学当英语教师。不过我并没有放弃上大学的打算，当年就报名考上了上海外国语学院的夜大，进修英语。但“阶级斗争”这根弦越绷越紧，连我自己都开始怀疑，一心上大学是不是成名成家的资产阶级个人主义在作祟，所以不仅自己公开暴露思想，还一次次进行自我批判。到了文化大革命，这些都成了大字报中揭发批判的内容。
有了这样的经历，我对1977年的意外遭遇相当平静。
到1978年公开招收研究生时，报考年龄放宽到40周岁，而且为了“不拘一格”选人才，对学历没有任何规定。我再也无法抵御大学的诱惑，但一点儿把握都没有，所以在单位开证明时还要求领导给我保密。
报考研究生是要选定专业和导师的，对这些我几乎一无所知。首先想重温旧梦，选择北大。但当时新婚，小家庭初建，到外地读书显然不现实，最后选定复旦大学历史系谭其骧教授指导的历史地理专业。其实我当时还不知历史地理专业的性质，只是因为历史和地理都是我喜欢的，并在工作期间一直有所积累。对谭其骧教授，记得“文革”前曾在南京路“上海先进模范”的光荣榜中见过他的照片，我初中的历史教师向我介绍过他在编《中国历史地图集》。
那年报名的考生很多，初试就近举行，我的考场离我工作的古田中学不远，骑自行车不过10分钟。我对考试完全没有把握，既不想惊动同事，又不愿影响日常工作。我把这三天要上的课调了一下，每天早上还是像平时那样到广播室，在升旗后的早读时间里对全校同学简单讲话，然后骑车前往考场。在5门考试中，政治是我最熟悉的，因为这些年我一直教政治，只要注意答得规范就行了。英语我有上夜大两年的学习基础，拿到题目后觉得很容易。古汉语和历史我自以为是强项，虽然对问答题中的“魏晋玄学”一题不大有把握，但不会离题太远，因为我主要根据翦伯赞主编的《中国史纲要》复习，里面专门有一段介绍。历史题中一个名词解释是“谭绍光”，我正好看过由复旦大学历史系编的一套近代史小册子，上面提到太平天国后期的将领慕王谭绍光，记得他是忠王李秀成的下属，驻守苏州，所以也答出了。地理试卷中有的名词解释我没有见过，只能据字面意思猜想，瞎蒙几句，估计得分最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