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纪尘
今年3月中，一个平常的下午，在德国慕尼黑的一所居室里，我突发腹绞痛。丈夫弗洛还在上班，孤单的我只好蜷在沙发里忍着。
“应该是阑尾炎。”弗洛回到家，皱着眉头说，同时责怪我没有早点给他打电话。那时已是晚上9点了。
他的判断跟我的一样。只是我们都太大意，以为经过物理处理会缓解，当然更主要的是，我内心根本就非常抗拒上医院。
我的父亲，最后几年就是在医院和家这两点一线间度过的。那时候，我们一家人最熟悉的东西就是药，就是一点一滴进入血管的冰冷液体——有时5个小时，有时8个小时，有时连续一周从不间断。
那双陪着我长大的手，变得越来越冰凉，斑斑瘀痕越来越触目惊心。
我无法责怪医院没能挽救父亲，但那苍白的环境、痛苦的呻吟、度日如年的煎熬，至今仍萦绕在心，让我难以承受。记得后来清理父亲的房间，那剩下的整整一抽屉的药令我失魂落魄地呆立了好久。
这世上，并非只有泪水才刺痛人心，有时候，一张相片、一枚硬币、一粒药丸，也能让人颤抖不已……凌晨1点，弗洛再也坐不住了。在他的执意要求下，我最终还是捂着肚子上了车。
那座三层楼的医院，已算是居所一带规模相当大、条件相当好的了。
一个多小时后，血液分析出来了。没错，是阑尾炎，只不过多了“急性”二字。医生让我住院观察。而事实上，他们应当立即为我做手术的，阑尾炎并不可怕，可怕的是阑尾穿孔，若那样，所引发的急性腹膜炎会是致命的。
不幸我属于后者，更不幸的是，不知是医生太过乐观还是人手实在不够，直至第二天上午11点，我才被推进手术室——不仅阑尾已穿孔，炎症也已在整个腹腔扩散开来。若手术再晚一两个小时，这些文字估计就永远没机会写出来了。
虽然手术做得有些迟，虽然出来时我身上多了三道口子和一根腹腔引流管，但我活了下来。中国的一位好友发来短信：“在德国做的手术，就完全放心吧。”
当时没人知道，我们都高兴得太早。
A
我住的是普通双人病房，病友是位72岁的老太太。
她英语说得很好，擅长与人交谈，虽然脖子上的淋巴瘤手术伤口让她有时呼吸困难。
她曾是个服装商人，由于多年来缴税完整，因此可以享受所有医保。那种我从头穿到尾的围裙般的病服，她在术后当晚就扯下来了，她有自己花花绿绿的漂亮睡衣。每天早上洗漱完毕，她必须做且放在第一位的事就是化妆——卫生间的壁柜，根本就是一个小型化妆品专柜。她的裤子永远笔挺，皮鞋擦得一尘不染。
我不知道手术那天，她是不是也带着一脸妆容进去的。
她从没结过婚，也没有子女。我从没见任何人来探望过她。偶尔，会有一些电话打进来。“都是些以前的老友，能说话的已没几个了。”她说。这里的“能说话的”，指的是还活着的。
化好妆，等医生查完房，用过早餐，她便雄赳赳地到楼下花园——抽烟，哪怕晚上她经常咳得惊天动地。一咳，伤口就痛，可她不在乎，只要有一点可能，她就紧闭双眼努力入睡，就像吃饭——每次吃饭她都犯恶心，可哪怕上一秒刚吐出去，下一秒她又会继续往嘴里塞食物。那段时间，我的那些动也没动的鸡腿或猪排都是她帮忙解决的。
她这种顽强的生命底质真是令人吃惊又钦佩。
某天，护士前来为她换药，她突然有些顾忌地看看我。我们都知道，在医院是极难维护躯体隐私的。可当时我哪儿也去不了，只有闭上眼睛。
但最后还是看见了——另一位护士前来为我做肌肉注射。那真是刻骨铭心的一瞥：对面的那个躯体，所有能够看到的地方都布满了横七竖八的疤痕，不同色泽的新老肉芽四处突起、扭曲，很多地方的皮肤由于缝合拉扯，就仿佛被用力揉搓再展开的牛皮纸……原来，她不是顾忌裸露身体，而是顾忌裸露那些可怕的伤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