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七事变”爆发，平津很快陷落。1937年8月，奉部令，国立北京大学、国立清华大学和私立南开大学在长沙组成国立长沙临时大学；1938年2月西迁入滇，4月抵昆明后，更名为国立西南联合大学；抗战胜利后，1946年7月31日联大结束，三校各自返回平津。据西南联合大学北京校友会编《国立西南联合大学校史》称：“9年之中，先后在联大执教的教授290余人，副教授48人。前后在校学生约8000人，毕业生有3800人。”日后，这些教授与学生中英才辈出，这所大学因而永垂不朽。
1937年10月，借助于报纸公告、电台广播、私人通信等，获得信息的三校学生纷纷历尽艰险，赶往长沙报到。11月1日，学校正式上课。上午9点，响起了空袭警报，师生并未逃避，校史上加了个括号——实在也无处可躲。作者的本意是，当时尚未来得及挖防空洞；我则理解为，已经没有退路了，故师生们置生死于度外，大义凛然地走进教室。此举颇具象征意义，就在这连天炮火中，大幕徐徐拉开——“万里长征，辞却了五朝宫阙，暂驻足，衡山湘水，又成离别。绝徼移栽桢干质，九州遍洒黎元血。尽笳吹，弦诵在山城，情弥切。”
八年抗战，中国的大学不仅没被战火摧毁，还发展壮大，这实在是个奇迹。据历史学家称，1937年，抗战爆发前夕，全国专科以上学校（含国立、省市立、私立）108所，教员7560人，职员4290人，学生41992人；1945年，抗战胜利时，专科以上学校（含国立、省市立、私立）141所，教员11183人，职员7257人，学生83498人。具体到部分著名大学，情况尤其明显。比如，浙江大学1936年有教授、副教授70人，在校生512人；到1946年复原返杭时，教授、副教授达到201人，在校生2171人。中央大学1937年有在校生1072人，教授、副教授133人，全校教师290人；到抗战结束前的1944年，在校生3837人，全校教师590名，其中教授、副教授290名。唯独声名最为显赫的西南联大，因系三校合一，发展规模受到很大限制。同样以1944年为例，西南联大各类学生加起来，不过2058名，教职员382名，其中教授、副教授179名，数量上远不及中央大学。也就是说，作为整体的西南联大，其办学规模约略等于中央大学的2/3。考虑到中央大学和西南联大均为国立大学，其经费来源一样，单看这两组数字，便能明白国民政府的态度。对于大学来说，规模不等于水平，更不等于贡献。但无论如何，中国的高等教育没有被战火摧毁，反而越战越强，这点很让人欣慰。
抗战中，中国大批大学内迁，其意义怎么评价也不过分——保存学术实力、赓续文化命脉、培养急需人才、开拓内陆空间，更重要的是，表达一种民族精神及抗战的坚强意志。而绝大多数大学的迁徙活动，并不是事先设计好的，而是迫于战火临近，不得不一再搬迁。像西南联大那样暂驻长沙，而后迁往昆明，已经算是很幸运的了。创建于1907年的国立同济大学，校址原在上海吴淞镇北，抗战八年间，辗转内迁六次：一迁上海市区，二迁浙江金华，三迁江西赣州，四迁广西八步，五迁云南昆明，六迁四川李庄。而国立浙江大学同样历尽艰辛——经过四次大的搬迁，行程2600余公里，足迹遍及浙、赣、湘、桂、闽、粤、黔七省，于1940年1月到达黔北，在遵义、湄潭、永兴等地坚持办学，直至抗战胜利，于1946年5月返回杭州。在遵义、湄潭等地办学的浙大，据中国核武器研制的主要奠基人之一王淦昌回忆：“虽然条件艰苦，生活清贫，但我们朝气蓬勃，精神愉快，学术氛围很浓，有‘东方剑桥’的雅称。同事之间、同学之间、师生之间团结友爱，亲密无间，平等相待。”正因如此，浙大人对贵州心存感激，南归之前，专门以校长竺可桢的名义立碑纪念。
当然，抗战中内迁大学之立碑纪念，最著名的，还属冯友兰撰文、闻一多篆额、罗庸书丹的《国立西南联合大学纪念碑》。具体谈论的是西南联大，但碑文所表达的情感，尤其是南渡而能北归的欢欣与赞叹，属于全体内迁高校的师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