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70年代末，我去广州出差，住在位于珠江边上的南海舰队招待所。这天傍晚，我到珠江边散步，在一座桥头上，遇到一位50岁左右的妇女，蹲在那里卖香蕉。那是个典型的广东女人，肤色黝黑，身材瘦小，赤着脚，旁边是两大嘟噜新鲜的香蕉，用一根竹子扁担插着，一看就是刚砍下来的。说起话来，我知道这妇女是广州郊区的，来此要步行30多里，香蕉是一毛钱一斤。她说，这香蕉在当地卖，只有8分钱一斤，挑到这里，若是卖好了，每斤能多赚两分钱。我试着提了一下那根两头都插在香蕉嘟噜里的扁担，应该有不止60斤。也正因为那香蕉是刚砍下来的，还不熟，不能马上吃，故而我在旁边瞅了半个多小时，竟然没有一个人买。本来我是很想买的，以帮她减轻些负担，但因为还要转几个城市，不能马上带回家，买了暂时又不能吃，几度犹豫也就没买。晚上10点多了，我从招待所5楼的窗口望去，看见那女人还蜷曲在两大嘟噜香蕉中间，看上去比其中的一嘟噜香蕉还小似的。待我睡了一觉起来，再从窗口看出去，那女人不见了。看不出市区有她的亲戚啊，那么她是又将那两大嘟噜比她的身形还要大的香蕉挑回去了吗？一种没能帮上她忙的情绪在心中纠结，之后我再也没睡着，一晚上就在那里寻思：60多斤香蕉，一斤也没卖掉，连口水也没喝，又是赤着脚，黑灯瞎火的，30多里地，怎么走呢……就为了两分钱啊！
下边的故事，是著名作家王愿坚老师在一次笔会上讲的。他说：“一个人坐长途汽车，可能会打瞌睡，也可能会看本书，可你见过有人拿着账本当书看的吗？我就见到过。”一次出差，王愿坚老师见一个人在车上拿着一本账簿在那里翻，且嘴里念念有词，有时还唉声叹气，遂问他：“一个账簿有什么可看的，你怎么会这么专心致志？”那人就说：“我是大队的会计，一个数字就是一件事，我是从数字上想那些故事啊！这且别说，我能将这本账上的所有数字都背下来！”王愿坚老师不信，接过账本，随意点了几个人的名字，那会计即将每家几口人，去年挣了多少工分，分了多少粮，又得了几块钱，背得分文不差，而且还能补充一些家长里短。之后他说：“我不是特意要背的，而是这些数字太小、太可怜，也太好背了，一个工分二毛七，你挣得再多，也不过就是多个几分钱，所以一张口就能说出来！”
全是些苦涩的小数字！为什么要说这些事？一是这里面的有些事物连同它们承载的故事，完全成了历史，再也不会出现或发生了。不写出来，一代人之后也许就无人能知了。比方说，一分钱两分钱是怎么个价值？你问“90后”的孩子，他根本就没有概念。二是可以温故而知新，让你时时不忘自己的身份，不忘曾经有过的生活，更加珍惜现在的日子。
（若 子摘自《齐鲁晚报》，刘程民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