劳神父就一面把那个白纸包儿交给我，一面说：“这个包包是我给你带回家去的。可是你记住：你得上了火车，才可以打开。”我很懂事地接过了他的包包。
从劳神父处回校后，大姐姐的许多同事——也都是我的老师——都知道我得了这么个包包。她们有的拿来掂掂、摇摇，有的拿来闻闻，都关心地说：“包包里准是糖。这大热天，封在包包里，一定化了，软了，坏了。”我偷偷问姐姐：“真的吗？”姐姐只说：“劳神父怎么说的？”我牢记劳神父嘱咐的话，随她们怎么说、怎么哄，都不理睬。只是我非常好奇，不知里面是什么。
这次回家，我们姐妹三个，还有大姐姐的同事许老师，同路回无锡。四人上了火车，我迫不及待地要大姐姐打开纸包。大姐姐说：“这是小火车，不算数的。”（那时有个小火车站，由徐家汇开往上海站。现在早已没有了。）我只好再忍着，好不容易上了从上海到无锡的火车。我马上要求大姐姐拆开纸包。
大姐姐撕开一层纸，里面还裹着一层纸；撕开这层，里面又是一层。一层一层又一层，纸是各式各样的，有牛皮纸、报纸、写过字又不要的废稿纸，厚的、薄的、硬的、软的……每一层都用糨糊粘得非常牢固。大姐姐和许老师一层一层地剥，都剥得笑起来了。她们终于从十七八层的废纸里，剥出一个精致美丽的盒子，原来是一盒巧克力糖！大姐姐开了盖子，先请许老师吃一颗，然后给我一颗，给三姐姐一颗，自己也吃一颗，然后盖上盖子说：“这得带回家去和爸爸妈妈一起吃了。”她又和我商量：“糖是你的，匣子送我行不行？”我点头答应。糖特好吃，这么好的巧克力，我好像从没吃过呢。回家后，和爸爸妈妈一起吃，尤其开心。我虽然是个馋孩子，但能和爸爸妈妈一家人同吃，觉得更好吃。
1930年春假，我有个家住上海的中学好朋友，邀我和另一个朋友到她家去玩。到了上海，我顺便回启明去看看母校师友，我大姐姐还在启明教书呢。我刚到长廊东头的中文教室前，依姆姆早在等待了，迎出来“看看小季康”，一群十三四岁的女孩子都跑出来看“小季康”。我已过十八周岁，大学二年级了，还什么“小季康”！依姆姆刚把学生赶回课堂，我就看见劳神父从长廊西头走过来。据大姐姐告诉我，劳神父知道我要到启明来，特来会我的。他已经八十岁了，他的大胡子已经雪白雪白。他见了我很高兴，问我在大学里念什么书。我说了我上的课，内有论理学（逻辑学），我说的是英文logic，劳神父惊奇又感慨地说：“Ah！loguique！loguique！”我又卖弄了自己学到的一点点天文知识，什么北斗星有八颗星等等，劳神父笑着说：“欢迎你到我的天文台来，让你看一晚星星！”接下来他轻吁一声说：“你知道吗？我差一点儿死了。我不久就要回国，不回来了。”他说的“回国”是落叶归根的意思吧。他轻轻抱抱我说：“不要忘记劳神父。”我心里很难受，说不出话，只使劲点头。当时他八十岁，我十八岁。劳神父是我喜爱的人，我经常想起他。
我九十岁那年，锺书已去世，我躺在床上睡不着，瞬间想到劳神父送我那盒巧克力时讲的故事，忽然明白了我一直没想到的一点。当时我以为是劳神父勉励我做人要坚定，勿受诱惑。我直感激他为防我受诱惑，贴上十七八层纸——如果我受了诱惑，拆了三层、四层，还是有反悔的机会，但是劳神父的用意，我并未理解。
我九十岁了，一人躺着，忽然明白了我九岁时劳神父那道禁令的用意。他是一心要我把那盒糖带回家，和爸爸妈妈一家人一起享用的。如果我当着大姐姐那许多同事的面拆开纸包，那么大姐姐得请每人吃一块吧？说不定还会被她们一抢而空，我不就像叫花子被逐出王宫，什么都没有了吗！九岁听到的话，直到九十岁才恍然大悟，我真够笨的！够笨的！
我从书上读到，有道行的老和尚吃个半饥不饱，夜里从不放倒头睡觉，只在蒲团上打坐。想来劳神父也是不睡的，那样他才有闲空在赠我的糖盒上包上十七八层的纸。劳神父给我吃的、玩的，又给我讲有趣的故事，大概是为他辛勤劳苦的生活添上些欢乐的色彩吧！
（六月的雨摘自商务印书馆《走到人生边上——自问自答》一书，李晓林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