午后这临街的家是安静的，伯母因眼疾之故，行动不便，显然无法经常走亲访友，大伯父晚年亦罕出门。多年来，这一家子大概过着默默在底层挣钱、谋生活的日子，在城市与城市不为人知的边角，他们缓慢而认命地移动；在债主与债主交替临门的缝隙，他们谦卑而侥幸地找寻生机。我在沉寂喑哑的空气里，勾勒着大伯父晚年的身影，揣想旧时他行走的足迹。我想到我们这些大伯父口中的“读册人”，总是呐喊着要关怀弱势群体，在需要捐款、捐助物资的时刻，慨然共襄义举；我们认领偏乡贫国的孩子，按月接收他们的信件与近况报道照片。然而，如果身边就有一名穷亲戚，如此真实、如此迫近地存在于生活视野里，我们又会如何对待？不，不要找上我，我不想被牵扯。我们对其敬而远之，如看待瘟神般。
大伯父半辈子为生活所迫，辗转于餐厅、妓院等场所打杂，经年担任洗碗工、清洁工，年纪一大把终于娶妻生子，在台北都会区的底层打拼，年老体衰后退休。在这样的劳动生涯里，大伯父的交际网络终究只能如此贫薄：亲人少数，友朋三名。告别式最终，我们绕棺行走，看到的是大伯父瘦小的遗躯，仿佛象征着他在人世的渺小存在。礼仪公司的工作人员一再叮嘱着不要回头，顺时针往前绕行。是啊，如此畏惧被牵缠的我们，怎敢回首？
还记得家中始终保留着小堂弟幼儿园的毕业照，那是大伯父多年前郑重从台湾寄回，作为家族命脉传承的隐形宣告。虽然幼年离家、养母不欢、家族殊少闻问，但大伯父晚岁屡屡返乡扫墓，也在金门四处走逛，寻儿时欢游之友、旧时戏耍堂屋。所谓叶落归根，父亲说，若有任何线索，大伯父亦必将去厦门寻他的坎坷身世。
然而一切无非徒劳，最终大伯父没有生身血脉的消息，没有养父母的疼爱，也没有赢得晚辈的敬重。人说生死哀荣，但在大伯父身上，我看到的却是生命的轻贱、枉然与命定。想起大伯父故去后，伯母曾表态，希望我们帮忙“作旬”。母亲在电话里询问我的意愿，并且略作暗示：“大伯父膝下仅有一子，人丁单薄，若你们不去，场面会很冷清。”“不要啦！我们跟他又不熟，而且这样很假呀！”我记得当时，自己以没有情感基础、虚应故事的仪式不具任何意义为由，断然拒绝。
唉！如果你也有一名穷亲戚，在情感、道德与伪善之间，这门世间功课，究竟该如何落笔？
（曼 凡摘自九州出版社《那些无言的离别忧伤》一书，王 青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