而月薪不过两万元的他再次答应了她的所有要求。1945年，两人在离婚协议上签字时，他还将那幅《琴课》带去送给她，他知道她喜欢那幅画。
28年最好的时光从此成了前尘往事。
当年的她，必然是黑白分明、爱憎了然，眼里容不得一粒沙，美狄亚一般充满被辜负的愤懑和报复而后快的凶悍。
而经年打磨，她到老年后发现，原来这一生她不曾用过其他任何人一块钱，也没有向任何人借过钱，都是依靠离婚时“徐先生”给她的画换钱为生的。原来她视为生命的尊严和骄傲，都是那个“负心人”提供的。她的心里是否会有一丝自省的后悔？
进退相隔不过是分寸的把握，人生苦短不过在迂回之间。
这些，以她的聪明，她迟早会明白——假如没有张道藩。
与蒋碧微同时代的女子，有过如此浓烈、炽热情感经历的不在少数。只是因为徐悲鸿和张道藩的巨大光环，她不期然地成了民国两件最出名情事的女主角。婚姻中的蒋碧微，向徐悲鸿展现了人性中毫无顾忌的一面：强悍、任性、虚荣、计较；婚姻外的蒋碧微，却留给张道藩一个女子力所能及的美好：聪明、优雅、温柔、得体。
和徐悲鸿的刚直耿介相比，张道藩既有画家、文人的浪漫多情，又有职业政客的世故圆滑。他和蒋碧微初见于1922年。在巴黎期间，谢寿康、刘纪文、邵洵美等留学生成立了“天狗会”，彼此以兄弟相称，徐悲鸿是二哥，张道藩是三弟。1926年，三弟从佛罗伦萨给二嫂寄了第一封信：
“你不必问她是谁，也无须想她是谁，如果你对我的问题有兴趣，请你加以思考，并且请你指教、解答和安慰：以你心里的猜度，假如我拿出英雄气概，去向她说‘我爱你’，她会怎么样？假如我直接去问她：‘我爱你，你爱我不爱？’她又会如何回答我？”
在巴黎心情复杂地与法国姑娘苏珊刚刚订婚的三弟，并没有获得二嫂的热烈回应。直到1937年，南京被日军轰炸，二嫂婚姻失据，才有了这段“天地间最伟大的爱情”（张道藩语）。
从1937年到1949年，两人以“振宗”和“雪”为笔名，情书纷飞。那两千多封通信，在不相关的人看来，有无病呻吟的相思，有情到深处的絮叨，有事无巨细的烦琐，有只宜私语的肉麻。
张道藩趁蒋碧微父亲七十大寿，送了厚重礼金，蒋碧微当即退还，说：“幸君谅吾苦衷，纳回成命，庶几爱吾更深矣。”多么懂事明理，哪里还是那个为了要钱跟徐悲鸿大闹的蒋碧微。
1942年，客居新加坡三年的徐悲鸿回到国内，蒋碧微十分尴尬，作为徐悲鸿的妻子，她无法拒绝丈夫返家，但她已成了张道藩的情妇。她写信给张道藩，倾诉矛盾，张道藩提出四条出路：一、离婚结婚（双方各自离婚后再公开结合）；二、逃避求生（放弃一切，双双逃向远方）；三、忍痛重圆（忍痛割爱，做精神上的恋人）；四、保存自由（与徐悲鸿离婚，暗地做张道藩的情人）。蒋碧微选择了最后一条路。
两人深度纠缠30多年，在台湾同居十年，张道藩始终没给她妻子的名分。张道藩当时官至台湾“立法院长”，妻子苏珊到蒋介石官邸告状，要求主持公道，不然就向新闻界尤其是西方记者抖落一切。
是要一个美人迟暮的蒋碧微，还是要名誉、地位、前途？张道藩纵然纠结，却依旧清醒。比起视感情大过天的徐悲鸿，他的政客本质表露无遗。
蒋碧微的失落可想而知。30年的烦恼、痛苦夹杂着甜蜜的生活，像是一场梦。
蒋碧微依旧硬朗好强，毫不嘴软地总结：“基于种种的因素，我决计促成他的家庭团圆。”
与他分手六年后，她完成了50万字的回忆录，上篇《我与悲鸿》，下篇《我与道藩》，1966年在台湾出版，至今仍轰动遐迩。
两岸相隔，她与子女音讯难通，暮年独居近20年，寂然离世。
就像一个反讽，自尊到强悍的蒋碧微，人生的两段感情都没有名分。
她这一生，似乎始终没有掌握好生活的力道——于不该时，用力过猛；于坚持时，绵软无力。
对于一个女子，或许最远的距离，就在进退之间。
（清荷夕梦摘自江苏文艺出版社《灵魂有香气的女子》一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