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的传统文化一旦融入世界文化潮流，我们就会发现一些自身的积习。比如我们民族不善“直白露”的内心表达，自古表述情感就十分含蓄，在我们这一代人之前，表达爱意都拐弯抹角，不会直接说“爱”。
我和父亲感情极深，但直至他老人家临终，我都没能说一句“爸爸我爱你”，不是不想说，而是说不出口。我二十几岁时看西方电影，看见外国人搂着白发苍苍的父亲说“爸爸我爱你”，心中感慨万分。所以从那时起，我就下决心在儿子身上改变这一切。当儿子可以交流的时候，我就对儿子深情地说：“儿子，爸爸爱你，你得说‘我爱爸爸’。”不懂事的儿子就此和我共同与传统的含蓄文化抗衡，天天上演在外人看来很肉麻的一幕。
对我来说，这是一场文化与制度博弈的试验。我知道这种生硬的表达与我们传统文化的内在相距甚远。我们的社会总体不是这样的，我们要把爱深深地埋在心里，埋得越深越好，经典的画面是，后人面对已故去的亲人的墓碑或遗像默默诉说。
在这样的文化背景之下，我让儿子说的话可以算是一种制度的设计，强行推广。我们希望改变固有的文化传统，让爱“直白露”。我们认真履行了这个“制度”将近十年，终于有一天有了结果。在儿子小学四年级的时候，有一天，我把他摁在床上，深情地说：“儿子，爸爸爱你！”儿子毫不犹豫地对我说：“少来这一套！”
试验至此结束，制度在文化背景下崩盘。文化作为社会最大的背景，无处不在，制度与之抗衡往往徒劳。儿子发现他所处的社会不是爸爸灌输的那样，这个社会没有这样一个“直白露”的环境，仅十岁的他就可以判断文化的真实价值。“少来这一套”，语言直接，但比起强行推广的制度更具价值。
（瓜 瓜摘自《8小时以外》2014年第1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