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你不想他们吗？”
“不想。”七叔干脆地说，“他们过得好就行，每个月能记得给我打个电话，就算是有孝心了。”
那天我给七叔换床单时，发现他枕头下放着一个九制话梅的袋子，里面只剩一颗干瘪长毛的梅子。我随手扔进垃圾桶。可是旁边的护工连忙捡了起来，说：“哎呀，这可是七叔的宝贝，不能扔，当初他女儿送他来住院时留下的，七叔隔几天吃一个，直到剩下最后一颗，怎么也舍不得了，天天放在枕头下面，谁也不让动。”
我默默地听着，心里忽然有种莫名的悲凉。
算起来，我和七叔交往的日子并不多，但七叔对我却格外好，也许是因为我喜欢听他唠叨吧。
三月的第一个周末，我照例去了医院。一进院门，就看见一辆殡仪馆的车子。我一上二楼，心就猛地抽紧了，七叔病房的门前，聚集着许多人，一辆蒙着白布的担架车被缓缓推了出来。
我飞快地跑过去，向屋里扫了一眼，看见七叔正一声不响地坐在轮椅上，这才松了一口气。那一天，七叔显得很失落，我一直陪在他身边和他说话，可他始终不吭声。
那天我要离开时，七叔才开口说话。他对我比了个“八”的手势，说：“八个，我已经送走八个了，看来我也快了。”我心里涌起难以言表的哀伤。我扶他上了床，替他掖好被子说：“别瞎想了，你身体好着呢。”七叔拍了拍我的手说：“你是个孝顺的孩子，你父母有你这样的孩子，真幸福。”
我却被“孝顺”这两个字，刺得生疼。
我孝顺吗？我远在家乡的父母幸福吗？他们是不是也像七叔这样，在人前夸耀自己的儿女，却在人后忍受孤独清冷的痛？那一刻，我站在七叔床边，仿佛父亲清瘦的背影就在我的面前。
晚上，我给家里打了电话，是父亲接的，他显得格外惊喜，说：“你过得好不？我和你妈怕你烦，一直不敢问。”
我对着话筒说：“我很好啊。”可心里却内疚极了。
那天，我正在上课，院长突然来电话，叫我过去。我这才知道，七叔病危了。
我看见七叔，眼泪止不住地掉下来。他像一根腐朽的树干，僵硬地躺在床上，眼睛半睁着，不知是清醒还是昏迷。我问院长：“给他家属打电话了吗？”院长点了点头。我轻轻地拉住七叔的手说：“七叔，我来看你了。”七叔慢慢转动眼珠看向我，忽然艰难地抬起手，指了指枕头。
我愣了一下，想起七叔的梅子，连忙摸出来放在他眼前。他又用手指了指嘴，示意我把最后一颗梅子喂给他，眼神充满了乞求。我只好把那颗坏了的梅子放进他的口中，七叔这才满意地笑了。他抿着干瘪的嘴唇，咂出声来，仿佛要用尽全身的力气，咂尽梅子里的酸与甜。最后，他幽幽地叹了口气，说：“唉！你说我傻不傻呢，我给儿女们制定了那么好的计划，却没在计划里安排自己。”
七叔就在那天晚上遗憾地走了。尽管我们都陪在他身边，可是他最想见到的人没有来。
后来，七叔临终前的那句话时常在我的耳边回荡。为了摆脱贫困，为了拼一份未来，我给自己制定了无数计划，然而在这些奔前程的计划里，从没给父母留下一席之地。
七叔走的那年暑假，我回家了。进门的时候，父亲还没回来，母亲在厨房里生火做饭，她见到我，愣住了，半天才说出一句：“呀！你咋回来了？我这就喊你爸去。”而我一把搂住母亲说：“妈，对不起……”
是的，这句“对不起”，我欠得太久了。如果没有七叔，我不知道自己要到哪一天，才能懂得。
（丁 丁摘自《莫愁·天下男人》2014年第11期，宋德禄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