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也不甘示弱，不紧不慢地说：“胖子倒没欠账，可是有人借钱喝酒，赖账不还，是谁谁知道！”爸被我回击得只剩了臊眉耷眼的份儿了。第二天，爸一回家，就主动汇报：“借的钱还了！”我替他总结：“不喝酒，可以省不少钱吧？”他脸上泛着红光，不无得意地说：“喝酒了。”“嗯？”“没吃饭！”
我刚从东北回北京的那段日子，整天和爸一起待在家里。他写剧本，不坐班;我待业。一到下午三点来钟，爸就既主动又迫切地拉着我一起去甘家口商场买菜。我知道，买菜是他的责任，也是他的借口，他真正的盼头在四点钟开门的森隆饭庄。出门前，爸总要检查一下他的小酒瓶带了没有。买了菜，马上拐进森隆。饭庄刚开门，只有我们两个顾客。爸给我要一杯啤酒，他自己买二两白酒，不慌不忙地嘬着。喝完了，掏出小酒瓶，再打二两，晚饭时喝。我威胁他：“你这样喝，我要告诉妈！”爸双手抱拳，以韵白道：“有劳大姐多多地包涵了！”有次他自己去买菜，回来倒空了菜筐，也没找到那只小酒瓶。一个晚上，他都有点失落。第二天我陪他去森隆，远远看见那瓶子被高高摆在货架顶上。爸快步上前，甚至有些激动：“同志！”他朝上面指指，“那是我的！”服务员是个小姑娘，忍了半天才憋住笑：“知道是您的！昨天喝糊涂了吧？我打了酒一回头，您都没影儿了！”
爸喝酒的事一向受到妈妈的严格管制，后来连孙女们都主动做监管员。汪朗的女儿和我女儿小的时候，如果窥到爷爷私下喝酒，就高声向大人告发，搞得爸防不胜防，狼狈不堪。一次老头儿在做菜时“偷”喝厨房的料酒，又被孩子们撞到，孙女刚喊奶奶，老头儿连忙用手势央求。她们命令爷爷弯下腰，张开嘴，俩孩子踮着脚尖嗅来嗅去，孩子们对黄酒的气味陌生，老头儿因此躲过一顿痛斥。
多年以后的一个星期天，我们回家看爸爸妈妈。爸缩在床上，大汗淋漓，眼里泛出黄黄的颜色。问他怎么了，他痛苦不堪地指指肚子，我们以为是肝区。唉，喝了那么多年的酒，真的喝出病来了。送爸去医院前，妈非常严肃地问：“今后能不能不再喝酒？”爸缩作一团，咬着牙，不肯直接回答。
费了九牛二虎之力，好歹把爸弄到诊室的床上，医生到处摸过叩过，又看了一大沓化验单，确诊为“胆囊炎急性发作”。大家都松了一口气。我蹲下为爸穿鞋，顺便问大夫：“今后在烟酒上有什么限制？”话音未落，很明显地感到爸的脚紧张地僵了一下。大夫边填处方，边漫不经心地说：“这个病与烟酒无关。”
“嘻嘻……”爸马上捂着嘴窃笑，简直像是捡了个大便宜。刚刚还挤满了痛苦皱纹的那张脸，一瞬间绽出了一朵灿烂的花儿，一双还没有褪去黄疸的眼睛里闪烁着失而复得的喜悦！刚进家门，爸像一只虾米似的捂着仍在作痛的胆区，朗声宣布：“我还可以喝酒！”
然而，科学就是科学，像爸这样经年累月地泡在酒里，铁打的肝也受不了。在他晚年时，他的酒精性肝炎发展为肝硬化，医生明确地指出问题的严重性。爸在他视为生命的写作和酒之间进行了折中处理：只饮葡萄酒，不再喝白酒。在一段时间里，他表面上坚持得还算好，当然免不了小动作。
年4月底，爸应邀去四川参加“五粮液笔会”。临行前，我们再三警告他不准喝白酒。爸让我们放心，说他懂得其中的利害。笔会后爸回到北京，发现小腿浮肿，没过几天，5月11日夜里，爸因肝硬化造成的食道静脉曲张破裂而大量吐血。这次他真的知道了利害。在医生面前，他像一个诚实的孩子：“在四川，我喝了白酒。”爸费力地抬起插着输液管的手，用拇指和食指比画着，“这样大的杯子，一共六杯。”
爸喝酒的事一直是我们全家的热门话题。无论谁怎样努力，都没有办法把他与酒分开。和爸共同生活的四十多年里，我们都明白，酒几乎是他那闪光的灵感的催化剂，酒香融散在文思泉涌中。记得有一次和爸一起看电视，谈到生态平衡的问题，爸说：“如果让我戒了酒，就是破坏了我的生态平衡。那样活得再长，又有什么意思！”也许，爸爸注定了要一生以酒为伴。酒使他聪明，使他快活，使他的生命色彩斑斓。这在他，是幸福的。
（彭慧慧摘自中国青年出版社《独酌》一书，李 晨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