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我的心目中，妈妈是个悲剧性人物，但是，她是史诗规模、莎士比亚级别的悲剧人物。
妈妈一生不知道自己的生父是谁，她的生母也是在20世纪70年代末，也就是她已经40多岁的时候，才和她有正式而且相对多的接触的。妈妈进章家门的时候不到1岁，她成为外公第二位太太——溪夫人的女儿。溪夫人就是我的外婆。妈妈从小没有得到什么母爱，溪夫人是一个典型的上海姨太太，每天打麻将，在外面吃饭，妈妈几乎是几个江北的阿姨带大的。我想妈妈小时候过的是不缺吃、不缺穿、只缺爱的生活。记得妈妈说，她小时候信天主教，经常一个人在教堂里面发呆。
外公和溪夫人的感情并不好，抗战的时候，外公就把溪夫人和妈妈都留在上海，并没有带去重庆。这使溪夫人很不高兴，而且居然在上海认了一个“干儿子”。老上海人都知道这是什么意思。妈妈说，外婆那时候就对她不管不顾了，每天让这个“干儿子”骑自行车去接她回家。有一回，回家的路上下大雨，这个“干儿子”骑得特别猛，居然把妈妈甩在马路上了。但是他丝毫没有察觉这个7岁的孩子已经摔在马路中间，到家以后才发现后面没有人了。妈妈说，她只好坐在马路牙子上挨雨淋，等了一个多钟头才被领回家。
妈妈大学刚刚毕业的时候，她的生母通过我的爸爸，又找到她。据我爸爸说，那是因为他认识我的亲生舅舅，也就是妈妈同母异父的哥哥。当时妈妈非常激动，这似乎解释了她小时候所有的委屈、孤独和不幸。当时，妈妈甚至想脱离章家，回到自己生母身边。这事情发生在20世纪50年代，而那时候的革命教育也迫使妈妈认为，她的生母放弃她肯定是因为太穷，而穷人都是好人;反而，像章家这种封建家庭一定是反动的，她如果投奔她的生母，那简直就是革命的一步。而就在她下决心要走出章家门的时候，妈妈被北京市委书记彭真同志的秘书找去谈话。他告诉妈妈，章士钊是共产党统战的对象，党不希望在他刚刚回北京几年内，由于共产党的政治教育，丢了自己的女儿。所以，党需要妈妈待在章家，好好当女儿。在那个年代，这句话可能比什么“养育之恩”之类的人之常情更能说服一个二十几岁的女青年。也就这样，妈妈留在了章家。但是从那以后，她一直偷偷跟自己的生母保持联系，每次去上海都去探望她。她一直希望这个生母能够给她一生渴望的母爱。
由于妈妈是这么长大的，所以她不知道如何向我交代这么复杂的家庭背景。更何况，溪夫人——我的外婆疼爱我，对我简直是好得不能再好。外公章士钊80多岁终于有了个第三代，对我更是百依百顺。我从小跟我外公、外婆在四合院里长大，是他们在动荡的岁月中给了我一个无忧无虑、快乐的童年。妈妈知道我和外公、外婆感情深厚，这就让她更不好告诉我家里这些复杂的背景。1976年夏天，我从美国回来过暑假，就在唐山大地震的头一天，妈妈跟我说：“明天去火车站接你的外婆。”
我以为是我外公的第三位夫人从香港回来了，“殷婆婆回来了吗？”我问。
“不是的，”妈妈说，“明天早上你去之前我再给你解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