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是1986年，我们是当地的知识分子，有自己的团体，过着自己的生活，跟周围的一切保持距离。
我们有我们的规矩：我们不看《真理报》，但是会传阅《星火》杂志。他们只要稍稍放松管控，我们就开始全面接受信息。我们阅读索尔仁尼琴的作品，家里摆着沙拉莫夫的书，在厨房里高谈阔论。我们渴望从生命中获得更多东西。那是什么呢？我们想要自由。我们当中有些人脱离了团体，终日酗酒;有些则入了党，开始了政治生涯。没人认为这个政权会崩溃。我们想，如果真是这样，如果这个政权永远屹立不倒，那就别管其他人了，只要活在自己的小天地里就好。
然后发生了切尔诺贝利事件。刚开始我们的反应都一样——这跟我有什么关系？就让当局去担心吧，切尔诺贝利事件是他们的责任。那里很遥远，我们甚至没有看地图。当时我们根本不想知道真相。
但是当他们把牛奶贴上“成人用”和“儿童用”的标签时，那就是另一回事了。我们感觉这件事离家人又近了一点。好吧，就算我不是党员，我还得在这里生活。我们开始感到害怕：“为什么今年的萝卜叶看起来像甜菜叶一样？”一打开电视，就能听到他们说：“不要听信西方世界的挑拨！”
这个时候，你才真的能确定发生大事了。
而劳动节游行呢？没人强迫我们参与——没人强迫我们一定要去。我们可以选择，但后来我们错过了这次游行。这次劳动节游行是我看过的最热闹最拥挤的一次。大家都很担心，都希望融入人群——与其他人在一起。人们需要有抱怨的对象，抱怨有关当局、政府和政党。现在我回想过去，转折点是在什么时候呢？之前我们并不想知道真相，我们只想知道萝卜能不能吃而已。
我是奇姆沃罗诺工厂的工程师。当时厂里有一群来自东德的专家，正在安装新设备。我看到了来自其他文化的人的反应。当他们得知这场事故后，他们立刻要求医疗照顾、提供辐射剂量计，还要求管理食物来源。他们收听德国的广播节目，从中得知该怎么做。当然，他们的要求都被拒绝了。因此他们立刻打包，准备离开。
“帮我们买车票！让我们回去！如果你不能保证我们的安全，我们就要离开。”
他们群起抗议，发电报回国。他们都带着家人一起过来，他们是为了老婆和小孩在奋斗，是为了自己的生命在奋斗！而我们呢？我们又有什么反应？噢，这些德国人日子过得太好了，他们太傲慢了——真是歇斯底里！他们都是懦夫！他们竟然还测量罗宋汤和绞肉的辐射量，真是可笑！而我们的人，都是真正的男人，真正的俄罗斯男儿！
我们的人不顾一切与反应炉搏斗。我们的人不在乎自己的生命，戴着帆布手套，徒手爬上正在熔解的屋顶（这些我们都在电视里看到了）。我们总是说“我们”，而不说“我”。
“我们会让他们见识苏联人的勇气。”
“我们要让他们瞧瞧苏联民族的厉害。”
我们要向全世界展现！但我还是我，我还是我自己。我不想死。我很害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