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另一个角度看自己，是很有意思的，可以审视自己的感受。我发现我开始更多地注意周围的事物。在切尔诺贝利事件之后，有这样的反应是很自然的。我们开始学会说“我”。我不想死！我很害怕！
伟大的帝国开始崩溃。首先是阿富汗战争，接着是切尔诺贝利事件。苏联解体时，我们才发现自己孤立无依。我很不想这么说，但我们热爱切尔诺贝利。切尔诺贝利成为我们生命的意义，成为我们苦难的意义，如同战争一样。在切尔诺贝利事件之后，世人才得知我们的存在，我们才开启了通往欧洲的窗口。我们是切尔诺贝利事件的受害者，也是切尔诺贝利的信徒。我很不想这么说，但的确如此。
现在，切尔诺贝利变成了我的工作。我会前去视察。在隔离区内，人们依然生活在恐惧中，生活在倒塌的小屋里。他们期盼共产主义来临。每一次投票，他们都投给主张铁腕统治的人，他们梦想回到斯大林年代、军事统治年代。其实他们就生活在军事管理之下：岗哨、穿制服的人、门禁、配给制度，还有分配人道救援物资的官僚。箱子上用德文和俄文写着“禁止买卖或交换”，但这些物资的买卖与交换，仍发生在每家每户，发生在每个小摊上。
这就像一场游戏，像一场表演。我跟着一些外国人，开着一辆满载人道救援物资的卡车前来。这些人大概是奉基督之名来的。在外面，浑身泥土、穿戴着大衣和手套站在水坑里的那些人，就是我的同乡。他们都穿着廉价靴子，眼神似乎在说：“我们什么都不需要，反正迟早会被拿走。”但是他们又很想拿点什么，不论是一个盒子还是一个箱子，他们想拿一点舶来品。
“我让你们见识一下！”我说，“这在非洲可看不到哦！只有这里才看得到。你看，200居里（放射性强度单位，下同），300居里。”
我注意到那些老婆婆改变了表情——她们当中有几个可真会演戏。她们把台词记得一清二楚，还会在适当的时候哭泣。这些外国人第一次来的时候，这些老婆婆都不愿多说什么，只是站在原地流泪。现在她们知道该说什么了，这样也许能拿到额外的糖果给小孩吃，或者拿到一箱衣物。这种行为是深奥的人生哲学——来自她们与死亡和岁月的关系。她们之所以不愿离开住了一辈子的小屋，绝不是为了这些糖果和德国巧克力。
回程途中，夕阳西下。
我说：“看看这块土地多么美丽！”
太阳照耀着森林和田野，余晖仿佛在与我们道别。
“没错，”一个会说俄语的德国人说，“是很漂亮，但是被污染了。”
他手里正握着一个辐射剂量计。这时我才知道，只有我才看得到夕阳，因为这里是我的家乡，这里是我生活的地方。
（诺 贝摘自花城出版社/铁葫芦图书《我不知道该说什么，关于死亡还是爱情：来自切尔诺贝利的声音》一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