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许多年来，我游荡在江城密集的人群中，试图寻找一张记忆中的美丽面孔。
二
应该是1972年前后的冬日，那时的利川特别寒冷。
我躺在面对着火的长条椅上，面颊被烤红而心背透凉，瑟瑟蜷缩成一个典型的乞儿模样。人将散尽，工人们粗鲁的玩笑声渐渐在踏雪的足音里消逝。少年的我辗转难眠，像一个烙饼正翻来覆去地接受焙烤。
我听见有人进屋，打开龙头放热水，然后是一声惊问，温柔而亲切：“啊，你怎么能睡在这里，掉进火里怎么办？”
我听出来是她——华姐，前两年招工时进矿的武汉知青，现在是矿山唯一的广播员。她从我冷漠的眼神里已经读懂了原因，笑着拉起我的手说：“你爸临走时托我管你的，走，到我那儿去吧！”
那年，我十岁。
华姐就住在广播室那个狭小的单间里，一张床，一个播音台，还有一张放着打字机的桌子。我怯生生地打量着这间整洁并且散发着雪花膏和香皂气味的房子，手足无措，像一个在学校被罚站的儿童。
她放下脚盆，调试好水温让我洗澡。十岁的男孩，早有男女大防之耻感。我犹犹豫豫在盆边磨蹭，竟有如临深渊般的畏惧，因羞怯而不肯褪去最后的遮掩。她似乎看出了我那点小心思，含着笑背转身去伏案打字。我踏着她那噼里啪啦的敲打老式铅字打字机的节奏，迅疾地投身水中，洗净满身的尘灰。随后，趁她不备，我赶紧起身擦拭，手忙脚乱地穿上短裤。她转过身来笑看我的慌张，又拿起毛巾为我擦干背后的水珠，然后她像母亲一样，指着那张唯一的床说：“快上去，你先睡，我还要工作。”在她暖融融的床上，我像一只归巢的倦鸟一般，很快恬然入梦。
三
她那时十八九岁，初中毕业便从遥远的省城，被下放到这偏僻的山区。几年山里的矿区生活，已磨尽了一个少女应有的稚气。也许是因为她漂亮、灵敏，且会说普通话，矿上的领导没叫她下井锻炼，而是将她调到机关当广播员兼打字员了。
每天早、中、晚，她甜美的声音便回荡在这片山沟里。工人们都很喜欢她，即便是最粗野的男人，也尽量不在她在场的时候，乱开下流恶俗的玩笑。
我很喜欢看她播音或打字时的样子。一台老式打字机，在她灵巧的手下像一架钢琴，流出欢快的节奏。她让我帮她在字盘上查找一些生僻字，还时常要我去修改一下工人们投来的潦草的广播稿。她看我编辑后的稿子，时常点评哪里改得好，哪里还需要怎样修改。似乎我对文学和编辑的兴趣，正来自那个荒寒年代她的最初指点。
每天三餐，她从食堂里打来寡淡的饭菜，都要在那只煤油炉上加工一下，掺一点油水和豆豉之类，饭菜就变得美味可口。晴朗的黄昏，她则牵起我的手到屋后的山上去漫步。她漫不经心地讲一些城市的故事，有时哼一些知青歌曲或苏联歌曲。对山里孩子来说，这也许是最早的文艺启蒙。完全遥不可及的都市，竟能勾起我对远方最初的憧憬。
简单贫乏的矿区生活，一旦掺入一个聪明女人的苦心经营，便转化为一种相依为命的乐趣了。
某个午后，我与几个矿工孩子打斗——他们故意侮辱我父亲的名字。她闻声赶来，轻轻地训斥了那群孩子一句：“你们也有父母！”
我伪装的坚强顿时如决堤的江河，泪水潸潸地漏进了她湿软的指缝。夜里，她为我缝补被撕烂的衣衫，细语叮咛：“你是一个有教养的孩子，不要去惹那些泼皮。要学会蔑视所有的侮辱！”
几乎每夜我都自觉地先睡，她常常看书或织毛衣到深夜。在她眼中，我只是一个孩子，她似乎在品味和实践着她天生的母性，因而没有什么避讳。
记得某夜有月光，山谷的积雪折射出凛冽的清辉。远远地传来矿车卸煤的翻斗声，咣当咣当如夜半的钟鼓。她关上电灯，借月光而褪衣洗漱。我被哗哗的水声搅得神情迷乱，尽力闭紧我的眼睛。
在此之前，我对异性的暧昧恋情仅仅来自邻家女孩。在那一刻，我突然被这种水声所诱惑，每一滴水珠溅起的回响，在那静夜都有如海潮倒灌般轰鸣。我听得见自己扑腾的心跳，并为此紧张和汗颜。
越是想逃避这种袭击，越感到魂不守舍和无能为力。终于，我绝望地听命于眼睛，让它自行开启一道缝，仿佛只是被微风掀起的书页。不敢转头，在余光中我似乎瞥见了从海底缓缓升起的维纳斯，惊异惶恐地看见水珠，在如梦如诗的月色中皎洁闪亮……我害怕某则寓言成真，自己会因此变成一只癞蛤蟆，只好再次锁紧了双目。一种深深的内疚感却从此驱之不散。华姐，这个圣洁的女人，使我有了人生的第一次失眠。
四
华姐那时其实已经谈了男朋友，是掘进队的金哥。金哥也是下乡知青，朴实憨厚，长得端正规矩，是矿工中的才子。金哥常来，爱屋及乌，总给我带一些井下掘出的化石当玩物。每当他来时，我便懂事地借故外出玩耍，他们就会心一笑，叮嘱几句。
金哥是老高中生，会讲故事，也爱唱歌，华姐便总是缠着他，让他唱一些老歌以及新编知青歌曲。那个时代，矿上没有什么可供娱乐的。所谓恋爱，大抵便是这般简单的约会，从来没人敢挽臂漫步。
我对金哥很有好感，这是一种奇怪的感情。他来我走时，我有一点淡淡的不自在，却并无丝毫的嫉妒。相反，我希望他们永远好下去，尽管我也曾在轻狂而痴傻的少年春梦中，梦见过我娶了华姐做新娘。
未几，父亲回到矿山，感激地从华姐这里领回我。华姐面对早已被“打倒”的我的父亲，依旧尊称为矿长，并夸赞我懂事。
那个春节前，似乎是一封急电把华姐催回江城。
过了半个月，她回来了，满面憔悴，眼圈青紫，神色中流露出某种深沉的哀伤。她变得沉默起来，常常独自望着连绵的山以及飘逝的云，寂然落下泪来。
暑假到了，我又来到华姐这里。这时大学招收工农兵学员的工作又开始了，矿山的知青都蠢蠢欲动，但很快打听到只有体院一个名额。
那时的招生，也没什么正经考试，主要是靠推荐，再就是靠各自的家庭关系来活动比拼。大家偃旗息鼓，不久，通知书到来，钟哥开始打点行装了。钟哥也是武汉知青，和华姐同时被下放到利川。一天，钟哥来了，说是向华姐辞行。在那之后许久，再也不见金哥来了。我听见一些工人中的流言蜚语，才意识到华姐已移情钟哥了。我被这一事实惊得目瞪口呆。
她和钟哥定情的消息，很快就传遍全矿。那些感情朴素的工人，如同我一样难以接受。顿时，流言四起，所有恶毒的攻击都集中在她身上。我在道义上站在金哥一面，同时在隐秘的情感世界里，我更觉得她这是对我的背叛。
她没有向任何人解释什么，沉浸在自己的孤独里。金哥倒很明智，在醉了一回之后也保持了缄默。父亲的义愤和工人们如出一辙，他冷冷地批评她：“不该为了回城而不顾道德，再说这矿山对你不错，何必如此呢？”我似乎站在正义的一边，掉头而去，连一声谢谢都难以启齿，尽管心里憋着一种无法言喻的酸涩。
她像一个被众人遗弃的孩子，在矿上熬过了最伶仃的一年。我们在一条石径上邂逅。我又长大了，但对她的怨恨和鄙薄似乎并未消失。
她依然清瘦如竹，远远地对我亲热如故地打招呼，她没想到一个孩子的怀恨竟如此深刻。她脸上笼罩着一层少有的喜悦，她说：“我正办调令，马上回城了，等你长大了，来玩啊！”
我只是冷冷地望了她一眼，仿佛在听一件与自己毫不相干的事一样漠然。我缺乏足够的勇气，只是咕哝道：“我就在这里，哪里也不去！”之后转身走了。我发现她脸上的笑容突然凝固，一种深刻的痛苦表情印在我心深处。
五
在以后的成长中，我逐渐淡忘了这个女人。大学毕业之后，一个偶然的机会，我回到了那个矿山。那些曾经看着我长大的工人，热情地接待了我。
在酒席上，我问一个已经扎根在这里的知青：“为什么不想办法调回省城？”她曾经是华姐的好友，她淡淡一笑：“哪有那么容易！”之后她忽然话锋一转，说，“你华姐那时为了调回去，忍受了那么多痛苦，其实有谁理解她的苦衷呢？”
当这个渐被时间烟尘埋葬的话题重新被提起时，我立刻预感到此中必然埋藏着隐衷。我才知道那年华姐突然被电召回去，是因华姐家里出了一些事故。像华姐这样的城市平民孩子，根本不可能调回去。但那个家，又非她回去支撑才行。她别无选择，只好以婚姻为桥，达到回城的目的。
我如雷轰顶，被若干年前这一真相所击中，沉积多年的感恩和爱，仿佛突然被唤醒，而羞愧和负罪感则如石在胸。那夜，我喝得酩酊大醉，悔恨的泪洇湿了枕巾。
六
若干年后，在武昌监狱的寒夜里，我在一个犯罪人员学习本上，潦草地写下了上面这些文字。那时，我已经与华姐分别将近二十年。
某日，队长忽然传我到办公室，指着其中坐着的两男一女问我：“你认识他们吗？”
我发现那个女人的笑颜里，有我熟悉的波光。我惊呼：“华姐，难道是你吗？”她的泪水再也忍不住，从那依旧美丽的脸颊上安静地滑落。
我直面着她的无声垂泪，像当年那个委屈的孩子般，再次失声痛哭。
她在一次知青聚会上，听到了老矿长的儿子在武汉坐牢的传言。多数人都感叹，只有她开始动员她的所有社会关系打听寻找。她在一所大学工作，很多学生在公检法系统工作。她终于找到了我这个曾经与她短暂患难与共的弟弟。她根本不知道，我对她早有如此深重的愧疚。
后来，我在北京混成了一个书商。华姐的女儿大学毕业，学的是平面设计，华姐委托我帮忙照顾这个北漂的孩子。她的孩子第一次出现在我面前的时候，正是我认识华姐时她的年龄。
后来，我离开了北京。在大理南门新村的一个农舍里，我在网上联系上华姐。我憋了若干年的话，终于在一次夜半酒醉之后说出：“华姐，感谢你，你是第一个让我爱上的女人，尽管那时我只是一个小男孩，甚至不懂爱，不懂世间有这么多差池，这么多无奈。但是，你让我懂得——慈悲，是一切爱的基础……”
（林冬冬摘自《作品》2015年第10期，本刊有删节，李 晨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