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抬头仰望天空，天空是一面大大的玻璃，大得没有边际。玻璃后面好像是另一个世界，有些人靠近玻璃向下观望，就像坐观光电梯，里面人来人往。人们一律穿着黑衣，大多表情凝重，也有的行色匆匆。
我不记得我哭喊了些什么，总之我是冲着玻璃拼命地哭喊了。他——我哥哥，不知怎么从里面走出来了，一下就到了我的跟前，就像我上幼儿园的时候一样，他胳肢我、捏我，跟我说：“你别哭，以后要是想我了，就到这儿来找我，到这儿就能看见我。”
我醒了。我从来没有做过这么清晰的梦，梦里的情景清楚极了，身上甚至有刚刚被他捏过的感觉。是啊，这么长时间没见面了，真想他。
我们兄妹年龄相差十二岁多，按照属相应该算是十三岁。在我刚开始的记忆中他就已经是个大人了。那时，他快念完初中了，因为“文革”学校不上课，他过得很逍遥。有时妈妈忙，他就去幼儿园接我。我们住在北京林业学院的宿舍，那时候操场上经常放电影，他想看，我也吵着要看，他只好一只手拿折叠椅，一只手抱着我去操场。因为我那时太小，看不太懂电影，经常看到一半就闹着要回家，他只好无奈地抱我回家。为此很多年以后他还经常提起，说我耽误了他看多少好电影。
还记得他插队走的那天，我和妈妈去学校送他。我那时五岁多，看到满街的大红标语，学校里锣鼓喧天、彩旗飘舞，还很兴奋，根本没注意到妈妈眼里含着泪水。他和同学们一起走了，我和妈妈回到家，这时我才猛然看到妈妈已经是泪流满面了，我也意识到要有好长一段时间见不到他了，于是赶紧跟着妈妈一起哭。过了不久，我们也被下放，要去云南了，妈妈写信给他，他从陕北回来和我们一起去云南。记得我们在昆明玩了几天，他就要返回陕北，我当时一点都不知道将要发生什么，只是好奇他下次探亲是回北京看奶奶还是来云南看我们。
我清楚地记得有一天放学回来，看见妈妈哭了，我当时没敢问，晚上妈妈告诉我哥哥病了，我们可能要回北京。我不知道哥哥病得多严重，但是回北京对我来说是个不小的诱惑。
我们回到北京的家，见了奶奶，铁桥哥哥当时也在。
好像没过几天，哥哥就从陕北回来了，我清楚地记得当时他走路需要一只手扶着墙，走得有点慢，但样子是高兴的，见到我们和邻居有说有笑。八岁的我以为一切都会好起来。
爸爸一边带着哥哥到处看病，一边给我联系学校。由于我在丽江的学校不正规，户口又没落实，学校领导没有马上答应要我。爸爸只好提起哥哥，因为哥哥是这所学校毕业的特别优秀的学生，这么多年了，学校的老师们都没忘记他。于是我就插班上了二年级。可是我慢慢发现爸爸越来越沉默，有什么事只写信跟妈妈说。哥哥的情绪越来越差，病情也不见好转。我开始担心了，好像每天都悬着一颗心，老觉得要有什么不幸发生。
不久，哥哥走路越来越费劲了，他动不动就发脾气。看见他把鸡蛋羹一下扔向屋顶，把床单撕成一条一条，我吓得已经不会哭了，只是大气不出地看着，盼着这一天赶紧过去，可是又怕明天还会发生什么。我亲眼看见他把一整瓶药一口吞下，然后疼得在床上打滚，看见他一把摸向电源，全院电灯瞬间熄灭。我才知道什么是真正的恐惧和绝望。这种事情经常发生。但有时候哥哥的情绪会变得很好，也许是暂时忘了病，他会高兴地和我玩儿，使劲地捏我、胳肢我，讲鬼故事吓我。我们俩一起在床上打滚，我夸张地叫唤。只有这时候，爸爸和奶奶才会露出笑脸。不久，哥哥住进了友谊医院。
哥哥在友谊医院一住就是一年多，他和医生、护士们都成了好朋友。我经常看见医院的走廊里挂着漂亮的黑板报，他们说那是哥哥写的；有时候哥哥又会拿来一本油印的医书，那是用他坐在病床上一笔一画刻的蜡版印成的。医生、护士每次见我们都夸他，也会惋惜命运对他的不公。我清楚地记得他是扶着墙走进了医院，一年多后，是朋友们背着、抬着他回到了家。
出院后的第一辆轮椅，是爸爸和邻居朱二哥一起设计、找材料，再拿着各种零件找地方焊接，最后自己组装而成的。有了它，哥哥就可以从那不足十平方米的小屋里出来，在院子里自由活动。他的第一辆手摇的三轮轮椅，是他的同学们凑钱买了送给他的，他摇着它去过好多地方，包括天坛。
在这期间他看了好多书，还自学了英语，后来又到街道工厂去干活。我去过他工作的街道小工厂，他管它叫小作坊。几间低矮的小平房，十几个大爷大妈每天在这里往一些旧家具上画山水、仕女。仕女的脸美不美，关键要看哥哥怎么画——他负责画脸，用他们的行话叫开眉眼。有时候，他摇着轮椅从工厂下班回来，会神秘地冲我伸过来一个拳头：“猜，是什么？”然后还没等我回答就张开手——是五块钱，是他领到工资给我的零花钱。
那时候，每到周末，他的小屋里就会挤满他的同学，他们聊天、唱歌、争论，热闹极了。这时候我总是坐在一边听着，觉得他们真了不起，崇拜他们什么都知道。我还经常翻看他的书，他那里老有好多书，是他的同学或朋友们带来的。后来我发现他在一大本一大本地写东西，他不说，开始也不让我看，但我知道他开始写作了，而且相信他一定能写成。
那些年文化和娱乐活动很少，所以看电影成了人们期盼的事。交道口电影院离我家不远，有时，我会花几毛钱买两张电影票，然后他摇着轮椅，我在旁边跟着。他把轮椅停在角落里，就坐在轮椅上看，看完我们一路聊着电影的内容回家。那段时间，我和哥哥经常交流，他心平气和地给我讲了好多事。
有一阵儿，他尝试着给一个工艺美术厂画彩蛋，我负责把鸭蛋抽成空壳。后来，妈妈为了让他开阔眼界，买了一台黑白电视机，我们俩一起兴奋地跟着电视学英语，看《动物世界》。他最爱看体育节目，我也不懂装懂地跟着看。
可是老天爷并没有饶过我们，我后来才慢慢体会到了妈妈心里承受着怎样的痛苦。哥哥的病虽然暂时平稳，但终身残疾是肯定的了。作为母亲，她要时时担忧儿子的将来，担忧他的生活和幸福。妈妈是请事假回来的，云南的单位早就停发了她的工资，而且一直在催她回去，可是家里又确实离不开她，当时她的心里承受着怎样的煎熬啊！本来就体弱多病的她身体每况愈下，终于有一天承受不住了。1977年春天的一个下午，她突然开始大口吐血，爸爸和邻居把她弄到哥哥的轮椅上，送去医院，她住进了重症病房。我去看她，她让我别害怕，嘱咐我照顾好哥哥，说她做个手术就好了。手术做完了，她一直昏迷。大家想尽一切办法，可是情况越来越糟。不到十四岁的我，守在妈妈身边，看着她艰难地呼吸着，我感到那么无助。当她在昏迷中痛苦呻吟、大声叫喊的时候，我吓得浑身发抖，躲到隔壁卫生间里打开水龙头，让流水的声音压过妈妈痛苦的叫声。终于，妈妈熬不住了，在昏迷了一周之后，扔下我们走了。哥哥的好朋友燕琨大哥背着哥哥去见了妈妈最后一面。
我居然没有哭，我不知道怎么办，哭不出来，整个人都傻了，隐约觉得这回这个家的天真塌了。送走妈妈之后好久，我不知道脑子里想的是什么，只是机械地做着该做的事。如果能够就这样慢慢忘记痛苦该多好！可是我没料到，痛苦会慢慢地又如此强烈地向我们三个人压过来，让我们好几年都缓不过气来。
我不知道怎样描述我们三人当时的境况，我们表面上还像往常一样，忙着各自的事。哥哥仍然到街道工厂去干活，业余时间仍在写作。爸爸每天去上班，回来料理家务。我上中学。学校离家很近，中午放学回家，邻居朱大姐一家已经帮助哥哥进了门。我要么热一热爸爸早晨做好的饭，要么就和哥哥一起捣鼓点吃的，然后再去学校。我们就这样一天天地过着看似平静的日子，但我知道，我们的心里都承受着巨大的痛苦。对妈妈越来越强烈的思念，就像是一股巨大的力量，把我们的心撕扯得支离破碎。
哥哥那么年轻就废了双腿，未来一片迷茫，偏偏他从小就优秀而要强。直到我也做了母亲，才真正体会到妈妈面对这样一个残疾的儿子，心里要承受怎样的痛苦。就像哥哥在文章里说的，上帝看妈妈实在熬不住了，就招她回去了。妈妈在天堂一定是个幸福的人。
妈妈走后不久，我们搬离了前永康的小院，住进了雍和宫大街26号的两间平房。在这里，哥哥的作品开始发表了。那时候家里经常会来好多人，有哥哥的同学——恢复高考后，他们大多考上了大学，还有文学圈里的作家、编辑。他们经常把哥哥的小屋挤得满满的。他们谈文学、谈时事、谈大学里的所见所闻，也谈对将来的想象。这段时间，家里总会有好多的文学书籍和期刊，我拼命地看，爱看极了，心里对文学充满了向往。也是在这段时间，哥哥的同学孙立哲因为受到“四人帮”牵连，也因为身体突发急病，身心备受打击，不愿意自己在家。他索性搬到我们家，我们在一起生活了一年多，像一家人一样。
记得那时候，我每天放学回家，爸爸一般还没回来，立哲哥哥已经在做饭了，我赶紧帮忙。他特会指使我，我忙来忙去地跟着他转，最后饭还是算他做的。不过他也挺有本事，有时候不知从哪弄来一条鱼，过几天又弄来一只鸭。基本上是哥哥凭着想象告诉我们应该怎么做，然后我和立哲哥哥动手。不管味道如何，我们都吃得香极了。也有的时候，他们俩情绪都不高，躺在床上长吁短叹，后来我越发理解了他们当时的无奈。周围的同龄人都上大学或工作了，可他俩却因身患疾病，前途迷茫。尽管这样，他们都没放弃自己想要做的事儿，哥哥一直坚持写作，立哲哥哥一边在火炉上熬着药，一边趴在床上看着厚厚的医书，准备参加研究生考试。
哥哥后来成为那么多人喜爱的作家，写出了那么多优秀的作品，但我知道他不会忘记我们一起度过的那段艰难的日子。他也许会和我一样有个永恒的梦，但我愿那梦不再是痛苦的，愿我们还能在梦里相见。
记得很多年以前，我们一起闲聊时就经常谈到生死的话题。我常常问：“死到底是怎么回事？是一切都消失，什么都没有了吗？”他说：“可能不是，等我死了，一定会想个办法告诉你。”我现在会常常想起他的这些话，会在心里和他聊天。我告诉他：我去给父母扫墓了，清明的时候我们去地坛了。参加完小水的毕业典礼，我告诉他：小水毕业了，开学就要读研了……我知道他也会用他的方式告诉我：他那里不再有病痛，他在那里能跑能跳……我们用我们特有的方式交流着，许多话不用说，但都能懂。天上、人间，相距并不遥远。
（文 轩摘自《参阅文稿》2015年第19期，本刊有删节，刘程民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