道分正邪，官有好坏。宋神宗朝的邓绾，官瘾甚大，官秩颇高，以官痞绝学贻笑于世。
科举得中“礼部第一”的邓绾，熙宁三年冬出任甘肃宁州通判，地位仅次于知州。此人“极其佞谀”，好抱权力大腿。彼时王安石执宰，推行变法，邓绾就上书言事，大拍马屁：“陛下得伊、吕之佐，作青苗、免役等法，民莫不歌舞圣泽。以臣所见宁州观之，知一路皆然；以一路观之，知天下皆然。诚不世之良法，愿勿移于浮议而坚行之。”颂神宗为商汤、周武王般的圣君，捧王安石为伊尹、吕尚式的贤相，把“熙宁新政”吹上了天。
王安石很是高兴，视邓绾为知音同道，将其力荐给神宗。经当面召对，执政大臣会商，决定要他回知宁州。邓绾知道后闷闷不乐，颇有怨言：“急召我来，乃使还邪？”他想做京官，说自己当个御史什么的绰绰有余。果然，他改任集贤校理、检正中书孔目房，圆了京官梦。在开封的成都同乡对他讨官要官的行为极为不屑，大家“皆笑且骂”，指斥连连，邓绾听了，留下句厚黑经典——
“笑骂从汝，好官须我为之。”
旁人笑骂由它去，只要我有高官做就行！此等无耻为官之道，可谓官痞绝学矣。可这寡廉鲜耻的家伙居然官运亨通，一路升迁，从同知谏院、侍御史知杂事、判司农寺，一直做到御史中丞、龙图阁待制、翰林学士。手握大权的邓绾，充当了施行免役、青苗诸法的急先锋，对抵制新政的富弼、李瑜等官员，中伤、弹劾，致其被撤职、罢官，还将前御史中丞吕公著任用的推直官、主簿一律罢免，再引荐蔡确、唐坰等为御史，拉帮结派，劣迹斑斑。
倘说市井地痞的生存逻辑为“有奶便是娘”，那么政界官痞的晋身之道就是“有权即为爹”。熙宁七年，王安石罢相，邓绾见风转舵，攀附上与王安石对立的吕惠卿；两年后王安石复相，再度出山，邓绾又掉转枪口，告发吕惠卿在华亭夺人田产，致吕被逐出京师，外放陈州。吕惠卿之弟吕和卿早先创制“手实法”，令民户自报田地、财产，以作征税依据，尺椽寸土、鸡豚家畜等均须呈报，如有隐匿，一经查实即予以重罚。民、商人人自危，苦不堪言。此时邓绾就又上奏，控诉“手实法”之害，表明与吕氏兄弟划清界限、势不两立，以献媚王安石。如此官痞，实乃反复无常、投机钻营的宵小之徒，除了争宠固位、升官发财，别无其他。
精于算计的邓绾，也有弄巧成拙、自食其果的时候。王安石二度为相后，邓绾生怕自己随着王安石的去留而“失势”，就预做权力安排。他上书建议神宗，要重用王安石的儿子和女婿；一旦王安石致仕，仍赐第京城居住，别让他回归金陵。皇帝把这些告诉了王安石，王安石十分生气，说他“为国司直，而为宰臣乞恩泽，极伤国体，当黜”。邓绾又举荐名声很坏的人做御史，王安石更是不悦，便“自劾失举”，向神宗检讨自己错看、错用邓绾。神宗即以“操心颇僻，赋性奸回，论事荐人，不循分守”之罪，将邓绾外放虢州。官痞总算受到了小小的惩罚。
邓绾的品行之卑劣，“俯仰随时”，好比站在井栏圈上打水，“求其立朝不挠，不可得已”。但邓绾之类官痞的出现，似不能过多责怪其官德败坏，究其根源，还是那个选人用人的体制机制存有弊端。只要选人用人总在小圈子里，由少数人在少数人中挑选、提拔，排斥公开、透明的阳光制度，那就跳不出伯乐相马的窠臼，搞来搞去，都是“一朝天子一朝臣”“朝中有人好做官”的路数。无论什么时代都会有小人、流氓，就看能不能设置制度防线，把他们挡在官场外；或者即便有人混入，也不致让其坐大为患。熙宁新政失败的一大原因，不就是王安石举人不贤，重用了吕惠卿、邓绾、李定等佞人吗？
（皎 皎摘自《杂文月刊》2015年12月上，何保全、于泉滢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