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不过是两张小孩的腿骨X光片，从正面照以及侧面照看起来并没有什么特别，顶多是股骨有轻微裂痕，勉强要称为“柳条状”的不完全骨折，恐怕都嫌过度诊断。因为是小孩，再生力好，我想只要简单地固定与休息，很快就可以恢复。
可是当我把X光片带回急诊室时，阅片栏周围已经站满穿白色制服的资深、资浅医师。一反以往热烈讨论的情况，片子挂上以后全场鸦雀无声，似乎大家都被这两张X光片难倒了。看着这一片沉默，我正想表达一点我的看法，却被身旁的张医师制止了。他低声告诉我：“你不要引火上身，这是内科周医师的汽车，撞到的一个市议员的孩子，事情正闹得不可开交。”
内科周医师我认识，是才从军队退役下来的年轻住院医师。他现在正站在人群里，焦急地看着X光片。
看了半天，似乎没有人想发表意见，站在前头的一个打扮时髦的女人不耐烦地问：“你们这么多医师，到底有没有骨科的？出来说句话啊。”
几个外科医师推托半天，总算派出一名资深的骨科住院医师来读片。他站在阅片栏前，考虑了一会儿，终于以平稳的语气告诉女人：“这看起来有一点不完全骨折的迹象，绑个固定夹板，回家休息几天就可以了。”
听他这么一说，肇事的周医师似乎松了一口气，转身对女人说：“我早告诉你没什么关系，现在连骨科医师都这么说。”
女人似乎心有不甘，说道：“什么叫作有一点骨折的迹象？当医师讲话这么不负责任。我们这里可不是落后地区，别把民众都当傻瓜。”说完她又去看片子，看了半天，忽然发现那道轻微的裂痕，惊慌地问：“这是什么？”
“就是我说的不完全骨折嘛。”骨科医师说。
“裂这么大一道缝你还说没关系？我就知道你们医师都是互相袒护。不要以为我们不懂医学，孩子的爸爸在市议会可是医疗审查小组的，万一孩子将来有什么问题，小心我告你，你们找一个专家级的主治医师来看。”
当主治医师走进急诊室时，那女人就笑吟吟地跑上去自我介绍，她说：“林医师，我们见过，记不记得？我先生是医疗审查小组的应议员。”
林医师一听是应议员的太太，连忙鞠躬回礼，两人有说有笑。这时，那位骨科住院医师跑到林医师身旁耳语一番。一阵忙乱，弄清楚状况后，林医师就开始站到阅片栏前看起X光片来。
林医师是台湾骨科方面的权威，由他这样的专家来判定是非，应该有个公论了吧。
没想到骨科权威林医师看了这张简单的X光片，竟然皱起眉头，装模作样地说：“似乎有点复杂，我想再会诊几个专家，在下午开会的时候提出来讨论，听听骨科主任的意见，再做决定。”
听到这种结论，我差点儿要昏倒。
一点半，骨科讨论室聚集了比往常更多的人，甚至医院管理委员会的人也出席了。几个事不关己的主治医师不满意地表示：“医学有超然的地位，没有怎么样就没有怎么样，管他是议员还是什么。”
另外也有人说：“这种不完全骨折将来也有万分之几的概率可能变成骨髓炎，万一发生了，那谁负责？”
早上读片的骨科住院医师说：“以后的事谁都不能保证，这点病人应该有所了解。”
正在哭笑不得的时候，主任总算站出来说：“作为一个医师，我们应该相信自己的判断，并且担负起所有的道德责任……”他说到一半，忽然被院内广播打断，是院长急找骨科主任的电话。
一会儿，主任回来，又站到台上去，他沉默了一下，像在整理思绪，然后说：“我们不要再讨论这件事了。小孩收入院，替他打上石膏、点滴，按严重骨折处理。”
这么一来，这个小孩至少要在病床上平躺一个月。
“那我怎么办？”周医师问。
主任走到台下去拍他的肩膀，语重心长地说：“如果是医疗问题或许我还能帮忙，可这是社会问题。”
走出讨论室我就看到议员太太那种胜利却又强忍喜悦的表情，她追着周医师说：“现在可严重了，你不但要负责医疗费，还要买轮椅以及休闲读物、玩具给他。另外小孩荒废的小提琴课、电脑课、英文会话班都要你赔偿，更重要的是，你要赔偿我们的精神损失。要是你刚刚态度好一点，我们还可以不告你，现在我要回去和孩子的爸爸商量，他认识几个律师。”
听着她跋扈的口气，周医师气得涨红了脸，他喊道：“议员的儿子有什么了不起？大家都是爸爸的儿子。”
我虽然极度不愿意，可是仍然和住院医师依照指示替孩子打上了点滴，并且量好角度，打上厚重的石膏。
议员先生也来了，静静地与太太站在一旁看这一切动作。
打好石膏后，我站在床边扶着小孩的腿等石膏干燥、硬化。这时，我看到周医师带着他爸爸气冲冲地朝病房走来。
“哎呀，周处长，劳驾。”远远地，应议员就迎上去寒暄了起来。
“哪儿的话，不好意思，伤势严重不严重？”
我简直无法相信这是一场冲突，两个爸爸虚伪而又热络地聊长话短，好像谈着一桩愉快的买卖。骨科的住院医师看得睁大了眼，瞠目结舌，孩子与我则被冷落在一旁。
感觉到了石膏变硬带来的不便以及微热，孩子躁动地大哭起来：“给我拿掉，我不要打石膏……”
（司志政摘自新星出版社《天堂的小孩》一书，刘志刚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