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初恋发生在北大荒。
那时我是位尽职尽责的小学教师，23岁，当过班长、排长，获得过“五好战士”证书，参加过“学习毛主席著作积极分子代表大会”，但没爱过。
我探家回到连队，正是9月，大宿舍修火炕，我那二尺宽的炕面被扒了，还没抹泥。我正愁无处睡，卫生所的戴医生来找我。她是黑河医校毕业的，27岁，在我眼中是老大姐。她说要回黑河结婚，卫生所只剩卫生员小董一人，她有点儿不放心。她问我愿不愿在卫生所暂住一段日子，住到她回来。
我有些犹豫，她说：“第一，你是男的，比女的更能给小董壮胆;第二，你是教师，我信任你;第三，这件事已跟连里报告过，连里同意。”于是我打消了重重顾虑，表示愿意。那时我还没跟小董说过话。
卫生所的一个房间是药房（兼做戴医生和小董的卧室），一个房间是门诊室，一个房间是临时看护室（只有两个床位），还有一个房间是注射室、消毒室、蒸馏室。我住临时看护室，与小董的卧室隔着门诊室。
在头一个星期内，我们几乎没有交谈过，甚至没打过几次照面。因为她起得比我早，我去上课时，她已坐在药房兼她的卧室里看医药书籍了。她很爱她的工作，很有上进心，巴望着能参加团卫生员集训班，毕业后由卫生员转为医生。下午，我大部分时间仍回大宿舍备课——除了病号，知青都出工去了，大宿舍里很安静。我一般是晚上10点以后回卫生所睡觉。
仿佛有谁暗中监视着我们的一举一动，我们不得接近，亦不敢贸然接近。那种拘谨的心理，就是我们那代人特有的心理。其实我们都想接近对方，想交谈，想了解彼此。
每天我起来时，炉上总有一盆她为我热的洗脸水。接连几天，我便很过意不去。于是有一天我也早早起身，想照样为她热盆洗脸水。结果我们同时走出各自的房间，她让我，我让她，我们都有点儿不好意思。
那天我回来，见早晨没来得及叠的被子被叠得整整齐齐，房间也被打扫过了，枕巾有人替我洗了，晾在晾衣绳上。窗上，还有人替我做了半截纱布窗帘，放了一瓶野花。桌上，多了一只暖瓶、两只带盖的瓷杯，都是带大红喜字的那种——我们连队供销社只有两种暖瓶和瓷杯可买，一种是带“语录”的，一种是带大红喜字的。我顿觉那看护室有了温馨的家庭意味，甚至由于三个耀眼的大红喜字，有了新房的气氛。
我在地上发现了一根用来扎短辫的曲卷着的红色塑料绳，那无疑是小董的。
我捡起那根塑料绳，萌生出一股柔情。受一种莫名其妙的心理支配，我走到她的房间，当面还给她那根塑料绳。
那是我第一次走入她的房间。我腼腆至极地说：“是你丢的吧？”
她说：“是。”
我又说：“谢谢你替我叠了被子，还替我洗了枕巾……”
她低下头说：“那有什么可谢的……”
我发现，她穿了一身草绿色的军装——当年在知青中，那是很时髦的。我还发现，她穿的是一双半新的有跟的黑色皮鞋。我心如鹿撞，感受到一种诱惑。
她轻声说：“你坐会儿吧。”
我说：“不……”我转身逃走，回到自己的房间，但心直跳，久久难以平复。
晚上，卫生所关了门以后，我借口胃疼，向她讨药，趁机留下字条，写的是：“我希望和你谈一谈，在门诊室。”我都没有勇气写“在我的房间”。
一会儿，她悄悄地出现在我面前。我们不敢开着灯谈，怕突然有人来找她看病，从外面一眼发现我们深更半夜地还待在一个房间里。黑暗中，她坐在桌子这一端，我坐在桌子那一端，东一句，西一句，不着边际地谈着。
从那一天起，我算对她有了一些了解：她自幼失去父母，是哥哥抚养她长大的。她脚上那双皮鞋，是下乡前她嫂子给她的，她平时舍不得穿……我给她背我平时写的一首首小诗，给她背我记在日记中的某些思想和情感片段。那本日记是从不敢被任何人发现的，她是我的第一个“读者”。从那一天起，我们都觉得我们之间建立了一种亲密的关系。
她到别的连队出夜诊，我暗暗送她，暗暗接她。如果在白天，我接到她，我们就在山坡上坐一会儿，算是约会，却不能太久，还得分头回连队。
我们相爱了，拥抱过，亲吻过，有过海誓山盟。我们都单纯地认为，各自的心灵从此有了可靠的依托。我觉得在这个大千世界之中，能够爱一个人并被一个人所爱，是多么幸福、多么美好啊！
爱是遮掩不住的，后来就有了流言蜚语。领导找我谈话，我矢口否认——我无论如何不能承认我爱她，更不能声明她爱我。不久她被调到了另一个连队。我因有我们小学校长的庇护，除了那次含蓄的谈话，并未受到怎样的伤害。我连替所爱的人承受伤害的能力都没有，这真是件令人难堪的事！后来，我求一个朋友帮忙，在一片树林里，又见了她一面。
那一天淅淅沥沥地下着雨，我们的衣服都湿透了，我们拥抱在一起泪流不止……后来我调到了团宣传股，再见面更难了。我曾托人给她捎过信，却没有收到过她的回信，我以为她是想要忘掉我。一年后，我被推荐上了大学。
据说我离开团里的那天，她赶来想见我一面，因为半路拖拉机出了故障，没见着我。
1983年，我的作品《这是一片神奇的土地》获奖，在读者来信中，有一封竟是她写给我的！算起来，我们相爱已是10年前的事了。
我当即给她写了封很长的信，装信封时，却发现她的信封上根本没写地址。
我奇怪了，反复看那封信，信中只写着她如今在一座矿山当医生，丈夫病故，给她留下了两个孩子……最后发现，信纸背面还有一行字，写的是：“想来你已经结婚了，所以请原谅我不给你留下通信地址。一切已经过去，保留在记忆中吧！接受我衷心的祝福！”
信已写就，不寄心不甘，细辨邮戳，有“桦川县”字样，便将信寄往黑龙江桦川县卫生局，请卫生局代查，然而石沉大海。
初恋之所以令人难忘，盖因纯情耳！近读青年评论家吴亮的《冥想与独白》，有一段话震撼了我：“大概我们已痛感成熟的衰老和污秽……事实上纯真早已不可复得，唯一可以自慰的是，我们还未泯灭向往纯真的天性。我们丢失的何止纯真一项？我们大大地亵渎了纯真，还感慨纯真的丧失，怕的是遭受天谴——我们想得如此周到，足见我们将永远地远离纯真了。号啕大哭吧，不再纯真又渴望纯真的人！”
他写的正是我这类人。
（梁衍军摘自《名人传记》2015年第12期，本刊有删节，李晨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