麻省理工学院社会学教授雪莉·特克尔为了研究人与机器人之间的互动，15年来深入两家养老院，对200多人做实地研究。她认为信息技术在给人们带来沟通便利的同时，也使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弱化。人们发短信、发邮件、上社交网站、玩电子游戏，从形式上看人们之间的联系似乎更轻松、更密切了，但实际上更焦虑、更孤单。
技术是极具诱惑力的，因为它能弥补人性中脆弱的一面。而我们的确是非常脆弱、敏感的物种。我们时常感到孤独，却又害怕被亲密关系所束缚。数字化的社交关系和机器人恰恰为我们制造了一种幻觉：我们有人陪伴，却无须付出友谊。在网络世界中我们彼此连接，同时也可以互相隐身。比起面对面交谈，我们更习惯于发短信交流。一位年近五旬、忧心不已的母亲讲述的这个故事，就能很好地说明这一点：
我当时正在寻找一个新保姆。通常，我都希望在应聘者自己的住所面试她们，因为我认为这样能够更好地考察她们。所以，当一个叫罗尼的人来应聘时，我和她约定了面试时间。她的室友为我开了门。我告诉她我是来面试罗尼的，能否帮我敲敲罗尼的门。这个女孩看上去非常惊讶：“噢，不行。我从不敲门，那样太冒昧了，我会给她发短信。”于是，她发了一条短信给离她不到5米的罗尼。
我们的生活为何变成如今的模样，我们是否满意这样的生活？人们很早就开始借助互动式、反应式的计算机反思自我，思考人与机器之间的区别。计算机不再等着人类来赋予它们意义。如今的社交机器人能与我们进行眼神交流、侃侃而谈，并学着识别我们。它们向我们卖萌求收养，我们也想象着有一天它们能给我们以回馈。如今机器人设计领域讨论最多的话题正是关于陪护功能的研发。这些新兴技术预示着什么？一些人希望未来机器人能帮忙清洁地毯、洗衣服，另一些人甚至希望发明机器新娘。社交机器人是真实人际关系的一种替代，而网络终端设备提供的计算机中介式社交，则是真实人际关系的另一种替代。当我们和机器人谈情说爱、和智能手机难舍难分时，我们通过机器重新定义了自己，也重新定义了我们与他人的关系。当人类寂寞难耐时，网络正散发着迷人的魅力，但倘若我们沉迷于此，则会错失独处的快乐。
2005年11月末，我带着14岁的女儿丽贝卡来到坐落在纽约的美国自然历史博物馆，参观达尔文主题展。展览入口处陈列着两只巨大的海龟。它们来自厄瓜多尔西部的加拉帕戈斯群岛，也正是在那里，达尔文展开了声名远播的进化论研究。博物馆将这两只海龟视为奇珍异宝。在充斥着各种塑料模型的博物馆里，只有它们是活的，而且和达尔文在150多年前看到的加拉帕戈斯海龟一模一样。有一只海龟藏了起来，另一只则蜷缩在笼子里，纹丝不动。丽贝卡仔细地观察着这只海龟，过了一会儿，她说：“他们完全可以用一只机器龟的！”我大吃一惊，问她什么意思。她说，如果海龟只是在博物馆里无所事事、一动不动的话，完全没必要千辛万苦把它从太平洋的小岛运到纽约。她十分同情这只海龟过着被监禁一般的生活，却对它的真实性无动于衷。
我开始与其他父母和孩子交谈。我的问题是：“你会在意这不是一只真的海龟吗？”一个12岁的女孩坚定地说：“它们什么也不用干，没必要用活的。”
达尔文主题展把生物的真实性问题放在了醒目位置，不仅展出了达尔文当年做野外研究用的放大镜，而且还有他用过的笔记本，上面记录着他第一次阐述进化论时的名言妙句。但是，孩子们面对迟钝的、会呼吸的加拉帕戈斯海龟时的漠然态度，使这次主办方关于“真实性”的卖点几乎没有什么立足之地。这次在博物馆的见闻，让我想起丽贝卡7岁时的另一件事。那次我们乘船游览地中海，那段时间丽贝卡正热衷于电脑上的模拟鱼缸软件。因此，当她发现海水里有什么东西在动时，兴奋地指着喊道：“噢，这是个水母！它看起来像真的一样！”后来我把这件事告诉迪士尼公司的一位副总裁，他说他一点儿都不惊讶。因为当年迪士尼“动物王国”主题公园在奥兰多市开张的时候，主要的卖点就是里面养了各种“真”的动物——都是活体动物。然而，来到公园的第一批游客却对此怨声载道，他们抱怨这些动物看起来不如其他迪士尼公园里的电子动物那么“真实”。
居住在波士顿城郊养老院中的72岁的老妇人米丽娅姆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她是我关于机器人与老年人的研究中的一位参与者。她穿着宝蓝丝绸上衣和修长的黑裤子。虽然表现得既优雅又镇静，但她仍然流露出难以抑制的伤感情绪。这一方面是因为她的处境：对于一个曾是波士顿最有名的设计师来说，护理之家是一个荒凉又孤单的地方；另一方面，她的儿子最近和她断绝了母子关系。他在西海岸有自己的工作和家庭，每次他探望母亲的时候，都会与她发生争执——他觉得她想要的太多，超出了他的承受范围。现在，米丽娅姆安静地坐着，轻抚着“帕罗”——一个格陵兰小海豹形状的社会型机器人。“帕罗”，日本制造，由于对病人、老人和情绪障碍人士具有表面上的积极效果，因此被广告商称为首个“治疗型机器人”。“帕罗”能通过传感器识别人的声音方向，从而做出眼神交流的动作；它触觉灵敏，而且有一小部分英语词汇量来“理解”它的用户。最重要的是，它能根据用户对它的态度设定自己的“心灵状态”。例如，它能识别自己是正在被轻柔抚摸，还是受到了侵犯。现在，有了“帕罗”，米丽娅姆沉醉在自己的白日梦里，小心翼翼地轻抚着机器人的皮毛。
多年临床医生的实践训练使我相信，人与人之间如果面对类似这样的情景，可能会起到深度治疗身心的效果。通过为他人提供最需要的支持，我们能修复自身的心灵创伤。但是换作一个悲伤的女人和一台机器人，又应该怎么处理呢？我不知道一只宠物能不能感知米丽娅姆的沮丧和失望。我只知道，在米丽娅姆和她的机器人“帕罗”之间，在某个时刻的确发生了一种显而易见的联系，在这个时刻，她得到了宽慰，但机器人其实对此一无所知。虽然米丽娅姆貌似经历着某种与他人的亲密联系，但她其实还是孤身一人。她的儿子离开了她，所以她寻求来自机器人的安慰，在我看来，这同样是我们对她的一种抛弃。 （冯 欢摘自浙江人民出版社《群体性孤独》一书，〔以色列〕Noma Bar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