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新民
我4岁时，妈妈就去世了。我经常在记忆里努力寻找她的影像，除了有幅自己的脸贴在她瘦骨嶙峋的脊背上的模糊图像外，其他都是一片空白。听长辈们说，妈妈是为了养活我们几个子女累死的。
父亲是一个浪子，新中国成立前，他是西京陆军学校的毕业生，毕业后在乾县保安团当差，日子过得逍遥自在。爷爷去世后，由于家大业大，家里的油坊、磨坊和果园没有人照看，父亲只好辞了差事，回家料理。还有人说父亲在执行公务时，不小心伤了一条人命，只好逃回老家藏匿起来。在我的心目中，父亲一直擅长做生意，不然“文革”期间他不会被打成“四类分子”，不会每次从学习班回来，脸上到处伤痕累累。他原是上过学的文化人，心大、想法多，因为修建三门峡水库而移居到现在住的地方。新到一地，由于文化的差异，他始终融不到当地人的生活中，于是就四处流浪，家庭的重担完全落在妈妈身上。兄弟姐妹四人，我对父亲的感情最深，因为我是家里的老幺，父亲把所有的爱都给了我一个。为了我的未来，他断然让读书很好的二姐辍学养家而让我上学。我忘不了他低三下四给我借学费的样子；忘不了他绑着我上学的样子；忘不了我的火车头帽子被村里的无赖偷走后他无奈的样子；忘不了他笨拙地做饭的样子；忘不了为了让我过上体面的生活，他低声下气求亲戚给我找工作的样子……可以说，在他的儿女中，他最宠爱我了。为了不让我受后母的虐待，父亲在母亲去世后没有再娶。可是，我却没有伺候过他，没有让他吃上一顿好饭，没有给他买过一件新衣，没有陪他逛过一个景点，甚至没有和他在一起真正地聊过天……我亏欠他的太多了。虽然他读书很多，但是命运和他开了个玩笑，他一辈子郁郁不得志，没有找到能够施展才能的机会。
1992年他的腿摔伤的时候，我刚成家，有了嗷嗷待哺的孩子，工作也不顺利，我把他接到我教书的岐山，他在我那里待了不久就回老家了。没过多久，由于没有“关系”，加之自己不谙世事，我被调到一所偏远的中学当老师。我能忍受破败的校舍，能忍受白天老鼠在用芦苇铺的顶棚上跑来窜去，能忍受利用课余时间捡柴火、生炉子、做饭、过自给自足的生活，能忍受周末其他教师和学生都回家了，偌大的校园就剩下我们一家三口。可是，我的女儿不能忍受。我忘不了自己在办公室读书复习，准备自学考试，她在外面对着麻雀大喊“小鸟，你和我玩”的稚嫩声音。为了女儿，我准备考研。功夫不负有心人，1996年，我考上硕士研究生。父亲去世时，我正在读研二，我没有见到他最后一面。听大哥说，他去世后，眼睛一直是睁着的，他在等待他的小儿子归来，渴望见他的小儿子最后一面，遗憾的是最终都没有等来。当我赶回老家时，他已经下葬了。他走后，多少个夜深人静之际，我独自一人，翻看着他留下来的照片，对他诉说着儿子的思念之情，诉说着自己当初的窘迫、恐慌、无奈甚至自私，絮叨着自己肩上的责任。如今，父亲去世十几年了，我想忘却他，以便自己更快地前行，可是记忆却像个不速之客，经常有意无意地提醒我：那是你的父亲，养育了你的父亲，你忘不了他，你永远也不会忘记他。
读博二的一天——2009年冬至，岳母去世了。我结婚后，她把我当儿子看待：我落魄时，她不嫌弃我；我发达时，她提醒我。除了认识人民币外，她大字不识几个，可她却是我认识的最明事理的人：她支持我参加自学考试，支持我读研究生，这种支持是无私的，是没有任何条件的。她用自己孱弱的身体帮我们夫妻把孩子养大。每逢春节，她忍受着别人的闲言碎语让我们一家回到她身边过年。每当我们周末回到她的身边，她总能变着法子给我做一顿家乡的小吃，即使她生病在床，也会艰难地爬起来，坐在厨房的凳子上，教我们如何如何做。2009年夏天，为了给博士论文收集材料，我到岐山、凤翔、扶风做田野调查一个多月，那是我和她待在一起最长的一段时间。那段时间我早出晚归，她天不亮就起床给我做好了早饭，晚上一进家门，我就能吃上热腾腾的饭菜。记忆里，总有一幅抹不去的画面：我在客厅的沙发上吃饭，她佝偻着身子坐在对面的小床上，看着我吃，然后和我有一句没一句地聊天。聊天的内容早已不知所云，可是心里那种暖暖的感觉却永远挥之不去。也许那时候她已经病入膏肓了，看到她瘦骨嶙峋的身体，我为自己的无能而自责。我们娘俩有个约定，等我博士毕业后，一定再带她去一次北京。可是，还没有等到我毕业，她就走了，给我留下了终生无法弥补的遗憾。多少次在梦里，我梦到自己搀扶着她瘦弱的身体，一起逛故宫、游长城……至今我还留着她为我作博士论文所提供的素材，每每看到那些剪纸，我仿佛看到她坐在炕上，手拿着剪刀，一边剪一边叙说着家长里短，她不在意我是否听、能否听进去，反正她不停地絮叨着……那时候，我体会到了什么是母爱。
岳父是离休老干部。在岐山县，没有几个人是1949年前参加工作而且有文化的，他就是其中之一。可是为了孩子的未来，他50岁就离休了。他是《岐山县志》的执行主编，我认识他的时候，他住在县志办给他租借的破旧低矮的房子里，我经常看到他拿着铅印的书稿审阅，在我心目中，他什么都知道。我在他身边总自信不起来，他不怒自威。现在想来，他并不是拒人于门外，而是一名知识分子内心的真情流露。听老婆说，岳父一辈子都在还债，从来都没有感到生活轻松过。家庭的重担早已把他身上知识分子的傲骨磨平了。在岳母去世一年多后，他也离我而去。他去世的时候是春节，那时候单位正忙，为了编辑《古代汉语词典》，我没有回家。他去世的那天夜晚，我梦到他对我说：“新民，我去见你姨（即我的岳母）了，你们一家好好过日子。”我从梦中惊醒，他走了。岳母去世前的那个清明节，我在北京的小窝装修好了，那时候我还在学校读书，回岐山接二老来京，一方面想让他们看看新北京，更重要的是让他们别为远在千里之外的我们一家担心。那时候岳母已经没有力气到北京了，我只好把岳父一个人带来。我领着他爬了长城，登了天安门城楼，逛了故宫，游了中山公园，赏了元大都遗址公园的海棠花。第一次近距离地和他接触了十几天，我感受到他作为一名知识分子内心的悲凉、孤独和无奈。本想让他多住一段时间，可是他放心不下病中的岳母，不愿在北京再住了。我只好送他回家，但他坚持要一个人走。好在侄女来京旅行，我给他买了票才让他们结伴而归。等我回来后，茶几上放着车票钱。这是他第一次给我钱，我知道他心疼我们，看到我在学习之余兼职审读书稿挣钱，他不忍心再给我增添经济负担。他知道当面给我，我不会要，只好在我不注意的时候放下。岳母去世的那个春节，我们担心他睹物思人，再次把他接到北京，给他过寿，点蜡烛，吃蛋糕，陪他看3D电影《阿凡达》。影片结束后的那天晚上，妻女逛王府井，我陪他去饭馆吃饭，给他要了一大碗扯面。他说这家的面才有家乡的味道，吃完了还要再吃。我担心他晚上吃多了不消化，他一定要吃，拗不过他，我只好又给他要了一小碗。饭后，我们走了两站路到宽街才乘公交车，一路上，他叮咛我，要好好过日子，不要置气，要多休息，钱是挣不完的。他说我们离得远，他现在住的房子，我们以后回家可以住一住，把他的储蓄给谁谁谁，把房子给谁谁谁，把他所有的书给我，因为只有我一个人用得上。我当时没有反应过来他是在安排后事。那天晚上，是我记忆中和他交流最多的一次。春节过后，我们要上班了，虽然有他的外孙女陪着，可是他无法融入周围的生活，又喊着要回家。无奈，只好送他走。没有多久，他就住进了医院，一直住到春节前夕，无论如何要回家过年。也许他知道自己的病情，不想老在外面。结果，回家不久他就去世了。
如今，四个老人都走了，他们一辈子为了儿女而奔波劳碌，没有享过儿女的福。每逢除夕、清明节、寒衣节，我都会给他们烧纸，诉说自己的心思；通过袅袅的青烟和他们交流，把自己的成绩汇报给他们，让他们放心；把自己的委屈诉说给他们，得到他们的原谅和安慰，然后自己才能轻装上阵。我相信，在天堂的某个地方，他们一定在俯视着我，看着我笑，陪着我流眼泪。
我不知道这种揪心的痛苦甚至有时候是甜蜜的回忆，何时是一个尽头。我也不想让这种尽头来临。下辈子，我不做他们的儿子。
不为别的，就是不想让他们为我操心受累。
（秋 林摘自《散文选刊》2016年第2期，杜凤宝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