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绿 妖
今年春节，在酒桌上喝了半瓶茅台后，父亲和姨夫为姥爷是不是一个“伟大的父亲”吵起来。姨夫冷笑：他对儿女根本没有感情，否则当初就不会抛弃他们。父亲喝多了，可笑地晃着右手食指，以醉酒后的迟钝重复嘟囔：他是一个伟大的父亲。你们都不知道，他是个伟大的父亲。要能为儿女挡子弹，他一定去。
我妈口中的我姥爷，像民国小说里的时髦青年：中山装，毛呢裤子，皮鞋擦得锃亮。其实他并非新式学生，读的是私塾，读了九年。从后来的言行看，他是写着旧体诗、追求新恋爱的民国文艺青年。姥爷出生于1932年，家里是卖布的。他娘，我太姥，是女中豪杰，一架织布机，纺线、织布、浆洗、售卖，一个人一气呵成。为卖布，她迈着三寸小脚，跑东跑西，生意做到武汉。三年大饥荒时，她只身出门，给小孩看病。别人酬谢她，给半个馒头、一把面、几颗豆，都存起来，拿回家，放锅里，弄上水，放点盐，或捣碎熬汤，能顶一顿饥。姥爷年轻时，太姥宠他，把他打扮得像少爷，为他娶了个不识字的农村童养媳。在老人的深谋远虑里，这种姑娘最贤惠，能专心伺候他。姥爷十三岁，姥娘过门，比他大三岁。圆房时他十六岁，还啥也不懂。生完老大（我姨），他接着读高中。二十岁，他懂事了，开始闹离婚。我姥娘不识字，在丈夫面前战战兢兢，话也不敢多说。她越这样，姥爷越嫌她不会说话。但他怕他娘，只要闹离婚，他娘就揍他，往死里打。断断续续闹了近二十年，生了俩女儿、仨儿子。我妈比我大舅大八岁，这当中的八年，姥爷基本不回家。
姥爷是才子，正楷、草书，样样来得。我妈说他是老革命，要是一直在县财政局干下去，也是老干部了。这位才子在新中国成立后的二十年，他人生最好的时光里，在别的知识分子和各级干部于历次政治风波中起起伏伏之时，他只干一件事：闹离婚。这倒真像他：虽然穿皮鞋、毛呢裤子，受的到底是旧式教育。当时的新式学生，大部分都是“要求进步”，对政治很火热的。他却像线装书里的人，沉浸在追求理想伴侣的鸳鸯蝴蝶梦里。
1962年，刚经过大饥荒，人们饿怕了。那时有个“包产到户”的短暂政策，农村户口能分地，还能种“自留地”。这政策的魅力有多大呢？“安徽有一个叫徐桥的地方搞了包产到户，结果是从这里嫁出去的姑娘全跑了回来，唯一的原因是要回娘家吃一顿饱饭。”姥爷把全家户口一劈为二，大部分转为农业户口，分了两分多地。再后来，在财政局他遇到“四清”运动，他是会计，账对不上，要“斗争”他，要“过筛子”。同事站成两排，被“斗争”的人站中间，这边推他一下，那边搡他一下，此之谓“过筛子”。那时的人脸皮嫩，太姥心疼儿子，怕他过不去这个坎，挖出几百块现大洋给他顶上。这几百块大洋是她毕生的积蓄，大饥荒中，太姥爷死于饥饿造成的全身浮肿，即使那时，这几百块大洋都被严严实实捂在黑暗中。它们，在我的想象中放出异常明亮的凛冽之光，几乎不可直视。
总之，姥爷离开财政局，携妻挈子，种了几年地。因为能写会画，他被大队叫去当会计。虽是农村人了，但他还是很讲究地穿着中山装；与妻子不和，平时住大队上。附近有个寡妇，皮肤白，能说会道。他终于遇到一个能跟他说说话的女人。一来二去，姥爷下决心离婚，又哭又闹又绝食，最后奄奄一息，眼看不行了。太姥终于松口，让他滚蛋，说自己要媳妇不要儿子，孙子孙女都归媳妇。
我长到二十多岁，才第一次见到我姥爷。他身板宽大，可是瘦得很，面相干净，有残余的读书人的泠泠之气。他看见我，问了名字，点点头，淡淡的。没有故作疼爱的夸张，也没有多年不见的局促。那时他已退休，身体不好。寡妇的女儿不管他，连衣服也没人给他洗。亲生儿女们去看他，每次去，寡妇都跟他生气。一次，寡妇当着我妈的面就跟他吵，我妈没忍住，讥诮他：我还以为你多幸福，谁知也不是。姥爷自嘲：我现在是不能干了，她就一星儿也没有了。我们就是刚结婚的时候好了几年。后来，姥爷决定离婚。
舅舅们对这多年未见的父亲并不欢迎。还是姥娘发脾气，做通儿子们的思想工作。太姥英明，她选的媳妇，果真贤惠。2000年，他拿着两万块钱，房子和家具留下，在我三舅的护送下回了姥娘家。两万块是他毕生的积蓄，要不是我三舅出马，他连这也拿不到。
2001年春天，他已是重病晚期。9月，姥爷去世。去世那天早上，他自己去集市上喝了豆腐脑，回来后说身体不舒服，在床上躺好，被子盖得一丝不乱，一会儿就过世了。他像一头直觉敏锐的动物，动物临死，都是爬回自己的洞穴，找个地方躺好，干净而寂寞地死去。
《礼记》中《学记》谈私塾：“一年视离经辨志，三年视敬业乐群，五年视博习亲师，七年视论学取友，谓之小成。九年知类通达，强立而不反，谓之大成。”“强立”，郑玄注“临事不惑也”。1962年大饥荒，为能吃饱饭，他们回乡种地。姥爷在大队上工作，上面发救济粮，有人提议给姥爷一份。他婉拒。虽然他也拿衣服到外村换粮食，终究是“临事不惑也”。新式教育，高中读完若不上大学，在农村就处于“文不成武不就”的尴尬。但旧式教育出来的人，若你有一笔好字，会写诗联对子，懂婚丧嫁娶红白喜事的应酬，很快就能融入当地生活，走出去别人的看法也不一样。姥爷写一笔好字，据说一条街，街坊邻居的春联都出自他手。他喜欢写旧体诗，攒了好几本。我好奇地问我妈，还放着吗？我妈说，姥爷去世后，她拿了一本回来，有次给我爷爷看，再后来不知所终。
姥爷娶的那位寡妇是基督徒。在上个世纪60年代，人们谈的都是早请示、晚汇报，为人民服务。能遇到一位读过《圣经》的人，并且是位肤白的年轻女子，对半生都在寻求精神伴侣的姥爷，我猜想那是他最好的时光。
1970年，姥爷离婚成功，那年他38岁。之后的几年，对于我的故乡和我姥爷都是风平浪静的，各种运动都过去了，饿死人的时候也过去了，姥爷的毛呢裤和皮鞋都在一次次的饥饿中换成全家人的口粮。在他最好的时光中，他和那位信主的、嘴巴灵巧的女人在一起，会谈起《圣经》吗？那里头是何等优美、气象万千的文字。更重要的是，耶稣是多么温柔，这个骑着一匹驴驹子而来的年轻人，开口就是“哀恸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得安慰……”，何等温柔，犹如三月春风吹过一支芦管。《新约》的核心是“爱”，在那个触手生冰的时代，这是否曾给他安慰？
希望如此。
（若 子摘自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沉默也会歌唱》一书，李晓林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