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毕飞宇
我有两个姐姐，大姐长我6岁，二姐只比我大一岁半。我们是在无休无止的吵闹和绵延不断的争斗中长大成人的。我们姐弟三个就像鼎立的三国，在交战的同时不停地结盟、宣战，宣战、结盟。真是天下大势，分久必合，合久必分。当然了，我们的“分合”都是以小时作为时间单位的。上午我刚刚和我的二姐同仇敌忾，一起讨伐我的大姐，而午饭过后，一切都好好的，我的二姐却突然和大姐结成了统一战线，一起向她们的弟弟宣战了。
总体说来，她们联合起来对付我的时候要多一些，因为父母多少有些偏心，对我格外好一些。这个我是知道的，在事态扩大、弄到父母那里“评理”的时候，父母虽说各打五十大板，但板子里头就有了轻与重的分别。比方说，在严厉地批评了我们之后，我的母亲总要教导我的两个姐姐：“他比你们小哎，让着一点哎。”对我就不一样了，母亲说：“下次不许这样了。”口气虽然凶，但说的是“下次”，“这一次”呢，当然就算了，事情到此结束。这在我是非常合算的买卖，因为“下次”是无穷无尽的。假如我的两个姐姐联起手来和我作对，在多数情况下，她们差不多就是那个叫“汤姆”的猫，而我则是老鼠“杰瑞”。我们家几乎每天都有美国卡通《猫和老鼠》式的故事，小姐俩气势汹汹的，占尽了优势，恨不得一脚就把她们的弟弟踢到太平洋里去，然而，到后来吃尽苦头的始终是她们。
我们为什么吵呢？为什么斗呢？不为什么。倘若一定要找一个符合逻辑的理由，那只能是为吵而吵、为斗而斗。举一个例子吧，比方说，现在正在吃饭，我和我的二姐坐在一条凳子上，不声不响地扒饭，这样的饭吃起来就有点无趣，为了打破这种沉闷的局面，在二姐伸筷子去夹咸菜的时候，我会用我的筷子把她的筷子夹住，二姐不动声色，突然抽出筷子又夹我的。噼噼啪啪的战争就这样开始了。母亲突然干咳一声，一切又安静了。所争夺的咸菜到底被谁夹走，并不重要，重要的是母亲的那一声干咳究竟落在哪一个节拍上，这全靠你的运气，有点像击鼓传花。如果咸菜归我，即使我并不想吃，我也会像叼着了天鹅肉，嚼得吧唧吧唧的，二姐的脸上就会有一脸的失败。反过来，二姐要是赢了，她会把咸菜含在嘴里，悄无声息地望着屋梁，那是胜利的眼神，赢了的眼神，内中的自鸣得意是不必说的。
我们姐弟三个现在都已人到中年。我长年在外，节日里偶尔团聚，我们谈得最多的恰恰是少年时期的“战争往事”，谈起来就笑声不断。这一点是我们始料不及的。有一次我把话题转了，说起了姐姐们对我的好处来：我6岁的那一年得了肾炎，不能走动，每天都由我的父亲背到五六里外的彭家庄去，注射青霉素和庆大霉素。有一次是我的大姐背我去的，那时候她其实也只是一个12岁的孩子，又瘦又小。她在那个晴朗的冬日背着我，步行了10多里地。快到家的时候大姐终于支持不住了，腿一软，姐弟两个顺着大堤的陡坡一直滚到了河边。我并没有摔着，反而开心极了，大姐满头满脸都是汗，她惊慌地拉起我，第一句话就是：“不能告诉爸妈。”这件事都过去30年了，可它时不时会窜到我的脑子里来。出乎我意料的是，随着年纪的增长，我回忆起来一次就感动一次。12岁的大姐，冬天里一头的汗，惊恐的眼神——我不知道我为什么在人到中年之后反而为这件事伤恸不已。那一回过年我说起了这件事，我并没有说完，大姐的眼眶突然红了，说：“多少年了，怎么说起这个，你怎么还记得这个呢。”大姐显然也记得的，不然她不会那样。她把话题重又拉回到吵闹的事情上去了。
这样的吵闹本身就设置了一个温暖的前提：我们能够，我们可以。我们幼小的内心世界也许就是在一次又一次的“打斗”中拓宽开来、丰富起来的。时过境迁之后，我们意外地发现，兄弟姐妹之间的许多东西也许并不能构成我们的日常生活，它反而是隐匿的，疏于表达的。然而，它却格外地切肤，有一种打断骨头连着筋的牵扯。美国人通过《猫和老鼠》的卡通形象向全世界的少儿表达了这样一种典范人生：打吧，吵吧，闹吧，可你们永远是兄弟，永远是姐妹——你们永远不能生活在一起，但你们谁也不能离开谁。
我的儿子最喜欢我的侄女，他们在一起玩的时候几乎就是猫和老鼠，不是追逐，就是打闹。可是，他们毕竟天各一方。在他的姐姐和他说再见的时候，他漆黑的瞳孔是多么孤独，多么忧伤。我多么希望能做我儿子的好兄弟，和他争抢一块饼干、一个角落或一支蜡笔。但我的儿子显得相当勉强，因为他的爸爸后背上都起鸡皮疙瘩了，就是学不像一个孩子。
（冯 欢摘自人民文学出版社《写满字的空间》一书，刘程民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