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濂
“二战”期间，美国纽约布鲁克林区，一个郁郁寡欢的男孩被他的妈妈带去看心理医生，他的妈妈说：“他最近情绪很低落，突如其来地，他不想做任何事情。”
“你为什么会情绪低落呢，艾尔维？”医生问男孩。
“宇宙正在膨胀，宇宙代表着世间万物，如果它正在膨胀，那么总有一天，它会四分五裂的，那将会是世界末日。”
“那和你有什么关系？”妈妈一边对艾尔维大声吼着，一边向医生抱怨，“他为此不再做作业了！”
艾尔维瓮声瓮气地说：“还有什么意义可言呢？”
“宇宙和作业有什么关系啊？”妈妈的声音从怒吼变成了尖叫，“你现在是在布鲁克林，布鲁克林没有膨胀！”
好吧，我承认这不是真实的故事，而是伍迪·艾伦《安妮·霍尔》中的一个桥段。伍迪·艾伦不是我最爱的导演，《安妮·霍尔》也不是我最中意的电影，但是这些丝毫不妨碍我把这部片子翻来覆去看了许多遍，而且每回看到这段对话时我都会放声大笑。
妈妈的话当然是对的，宇宙和作业连半毛钱的关系都没有。就像一个无限遥远的目标不是目标，而是一个欺骗；一个无限遥远的理由不是理由，而是一个借口。
艾尔维应该去写作业，因为艾尔维在布鲁克林，布鲁克林没有膨胀，布鲁克林也没有被轰炸。
1940年9月7日，德国空军第2航空队出动1000架次飞机空袭伦敦，长达10个月的不列颠战役就此拉开序幕。据统计，这期间伦敦被轰炸超过76个昼夜，逾4.3万名市民死亡，约10万幢房屋被摧毁。有时候，我忍不住替艾尔维惋惜，因为和宇宙在膨胀相比，德国人的炸弹显然是一个更好的理由。当然，问题在于，没有谁会为了不写作业而选择德军的炸弹，问题还在于，当死亡的威胁真的近在咫尺时，人们也许才会认识到人生的意义恰恰就在于读书写字这些看似微不足道的事情上。
比方说那张著名的《在废墟中读书》的老照片：在德军炸弹刚刚“问候”过的图书馆里，硝烟仍未散去，遍地都是瓦砾和断梁，3位头戴礼帽的伦敦市民安静地伫立在尚未倾圮的书架前，浑然忘我地凝神寻找书籍。我实在想象不出还有什么画面能比这张照片更好地阐释了人类文明和尊严的“败而不溃”。
昨天，我读到这么一段话：
“清晨，塞林格登上奥马哈海滩，他的背包里装着写了6个章节的未完成小说《麦田里的守望者》。下午，伊夫林·沃因在伞兵训练中因腿部受伤而在德文郡养伤，在那里，他完成了小说《旧地重游》的最后一章。”
这个场景让我想起在“一战”前线顶着协约国炮火埋头撰写《逻辑哲学论》的维特根斯坦；想起在战火纷飞的波黑，某间地下室里一遍一遍挥动球拍的德约科维奇；想起2000年在英国一家二手书店重见天日的那张“二战”旧海报：Keep Calm and Carry On（保持冷静，继续前行）。据史学家考证，这份海报印于1939年春天，为了迎接必将到来的对德战争，英国政府印刷了3款海报用来鼓舞士气，其他两款在战争初期被广泛印发，唯独这一款虽然印了250万份，却始终没有派上用场，原因是英国本土没有沦陷，而英国政府原定在本土沦陷之后才发放它。就这样，这张海报被尘封了整整61年。2013年8月17日的《经济学人》评论说，这个标语极为准确地反映了英国人自我期许的人格形象：“不事声张的勇敢，稍许的刻板，以及在轰炸中照常煮茶的镇定自若。”
这应该就是古希腊人和古罗马人心向往之的“德性”吧。
在《理想国》中，柏拉图借苏格拉底之口问道：“如果正义就是强者的利益，如果不正义的人比正义的人生活得更好，那么人们为什么还要去做一个正义的人？”我始终相信，黑暗的力量不足以控制生活的所有方面，哪怕是在一个普遍不正义的时代，仍有足够的行动空间让个体去承担生活的责任以及政治的责任，对此我们没有任何推诿的理由或借口。
自我感动是件让人生厌的事情，我很清楚“在废墟中读书”以及“Keep Calm and Carry On”一不留神就会跌入“刻奇”（讨好自己，迎合自己）的陷阱。维特根斯坦说，哪怕你意识到生活在根本上的不安全，意识到根基随时会垮掉，也“决不可因此戏剧化，对此你必须提防”。
宇宙正在膨胀，世界末日终有一天会来临，但是在此之前，请让我们牢记，布鲁克林没有膨胀。
（山 高摘自中国文史出版社《正义的可能》一书，勾 犇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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