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昕
前两天是我小学同桌的生日。说来奇怪，我对各种日期特别敏感，从小学、中学到大学，很多同学的生日我都记得。有人开玩笑说，每年我的生日祝福比通讯公司和银行的短信都要准时。那天我很想在小学同学的微信群里@我的同桌——25年没见了，我还记得她的生日，一定很煽情吧。后来想了想，我还是忍住了——自打被拉入那个群以来，我几乎没有说过话，猛然间要跳出来引起一个话题，我还真有一点“社交恐惧”。
25年前，因为搬了一次家，升入中学时，我离开了原来的那个学区。那一年，大家家里都还没有装上电话，因此毕业之后，我就彻底和同学们失去了联络。
高中毕业那年，我差一点重新找到我的小学同学。有一天我突然接到一个电话，对方说他是朱×鸣，问我记不记得他。我说当然记得啊，小学时他就坐在我前排。对方说，他是无意中从一个朋友的通讯录里看到我的名字的，而那个朋友恰好是我的高中同学，他听说我要去北京上大学了，特来向我祝贺。当时我的头有点发蒙，觉得这太不可思议了。我问他是不是还住在学校后面的张御史巷，他说那条巷早就拆了，他搬去了别的小区。随后，我就一直在那里问：“你真的是朱×鸣吗？”他的声音根本不像是朱×鸣啊。我完全忘了，小学时我们都还没有变声，6年不见，声音自然早已不似当年了。我就一直那么傻乎乎地问着同一个问题，直到挂断电话，都没有想起问一问他的电话号码（当时座机还没有来电显示功能）。
后来我问遍了我的高中同学，没有一个人认识朱×鸣。就这样，一个突然冒出来的小学同学，再次失去了联系，仿佛从来没有出现过一样。
人生的车轮滚滚向前，后来我换了城市，本以为茫茫人海，我和那些小学同学将再无交集。可是谁能想到，多年之后，一个叫互联网的东西进入我们的生活，改变了我们的社交方式——在这个网络时代，没有什么事是不可能发生的，所以在失联了整整25年之后，我和小学同学在微信上重新聚到了一起。
重聚的过程也颇有戏剧性。2008年，一个小学同学在报纸上读到了我的一篇文章，文章旁配了一幅我的漫画头像。这位同学一眼就认出了我，于是打电话到报社，从编辑那里问到了我的手机号码。后来我们约在一个咖啡馆见了面。特别有意思的是，那天正好是我和妻子结婚登记的前夜，在这样一个日子跟失散多年的小学同学见面，还真是有点特别，仿佛是在跟自己的童年告别。我已经不记得我们都聊了些什么，而在那天之后，我们也没有再见过——也许是因为时间隔得太遥远了，很难再找到共同话题的缘故吧。
转眼又是几年过去，直到微信出现，我毫无防备地被这个同学拉进了小学同学的群。
突然被拉进群的时候，那种惊慌失措的感觉，要远远大于惊喜。就好像一个新人，突然要站到一个陌生的讲台上跟大家打招呼。我甚至迅速地在脑海里想了一遍该怎样用最精简的方式做自我介绍。然而很快我就发现，我的恐慌是多余的，并没有人对我的到来抱以特别的关注，同学中只有两个人将我加为好友，即便这样，我们在微信上也很少互动。对于群里这40多个熟悉的名字，我似乎也并不想知道在这25年里，他们都发生了什么故事，现在都在做些什么。整个群的活跃度不高，偶有几个人发些“鸡汤”、段子，或是笑话想活跃一下气氛，结果也是应者寥寥。
看来，大家都跟我一样，患上了“社交恐惧症”。
自打有了微信之后，一个个群建了起来，从小学同学群到大学同学群，再到单位各个部门的同事群。一开始，大家都在感叹，网络弥合了时间和空间的差距，让大家聚到了同一个平台上。可是慢慢地我就发现，其实时空的差异依然存在——最活跃的群，莫过于现在部门的同事群；时间越往前推，那些群也就越寂静。也许正是应了一种比较流行的说法，人的一生，真正交往的朋友不过那么几个。无论微信通讯录里的好友是100个、500个还是1000个，交流频繁的还是屈指可数的那几个人。当我们有了新朋友、新圈子之后，原来的朋友、原来的圈子，就会慢慢地退居二线。
古巨基有一首歌唱道：“小时候，好朋友，什么都玩，可是毕业之后，上班下班，有叙旧没话题，很无奈完成一顿晚餐。”真的很无奈，面对微信上那么多群，既舍不得删掉，又似乎没什么话题可说。它们就那样躺在手机里，仿佛我们的一张另类履历表，记录着那些跟我们擦肩而过的人。
（陆 鸣摘自《大学生》2016年第11期，黎 青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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