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同历史时期的美术工艺呈现出丰富多样的装饰艺术风貌。“装饰”一词在西方最早出现在17～18世纪，泛指艺术修饰，在中国最早出现在5～6世纪，指修饰、打扮。明清时期中国社会出现转变的迹象，社会变化首先反映在人们的日常生活当中，在一些繁华的城市，不同社会阶层人物的生活方式改变十分明显，西方生活用品大量传入，促使中国传统手工艺生产和装饰艺术观念发生变化。
在过去10年中，随缘斋主人黄恩觉伉俪一直对中国艺术孜孜以求，经过精心筛选鉴定，搜集了近90件中国装饰艺术的精品。他们特别专注于收藏明清瓷器，每一件藏品皆卓荦不凡。黄恩觉先生和太太康慧女士都在香港长大，因家庭缘故从小接受中国传统艺术的熏陶，他们早年就对中国艺术品有了一定的鉴赏能力。无论是藏品的美感、形制或是历史价值，他们都不断钻研，并通过中国艺术品来研究中国的文化，这在其早期收藏的艺术品中已充分体现出来。购藏中国艺术品的热忱，使他们时常与专家及古董商相聚一起，切磋讨敎。随缘斋的大部分藏品均购自各大国际拍卖行及古董商，许多更具有重要的来源证明。
随缘斋藏的一件清雍正胭脂红釉花口碗，碗撇口，体作花瓣形，深腹，平底，圈足。外施胭脂红釉，粉嫩可人。胭脂红釉又名玫瑰红，蔷薇红或洋金红。康雍乾三朝将红釉细分为郎窑红、霁红、豇豆红、珊瑚红、胭脂红等，品种繁多。这件花口碗曾为纽约银行家摩根（J.P.Morgan，1837～1913）的旧藏，摩根不仅是金融帝国的缔造者，也是狂热的艺术品收藏家，同时还是美国自然历史博物馆、大都会博物馆等机构的捐助者。自1890年开始，这位53岁的金融大亨开始大量购买各种门类的艺术品，埃及和希腊雕塑、欧洲文艺复兴大师绘画、欧洲金银器和象牙雕刻、远东艺术品等。摩根收藏中国艺术品的来源，根据有关文献记录，其中一部分是在清末民初之际直接从中国购买的。1911～1913年清王室根据优待条件仍居于紫禁城内，但是优待条款中承诺由中华民国拨付的每年400万两皇室费用从没有如数支付过，因此小朝廷只得变卖宫中珍玩度日。摩根觉得这是一个难得的机会，于是聘请专人当顾问，不惜重金在华收藏古玩。当时摩根在中国的顾问是英国伦敦新邦德街104号的古董商拉金（T.J.Larkin）和驻北京美国银行团特别代表F.H.Meknight（袁世凯四国借款的重要参与者）。就在摩根去世前数天，Meknight还在电报中向其汇报从热和行宫的珍宝即将经过民国政府的特许，进京出售的内部消息。摩根去世后，1915年3月小摩根将父亲收藏的1500多件中国瓷器，其中包括在大都会博物馆展览过的，以300万美元的价格出售给纽约著名的古董商杜维恩公司（Duveen Brothers），这其中就包括了后来随缘斋收藏的这件雍正胭脂红釉花口碗。杜维恩兄弟公司再次出售时，由纽约私人藏家艾米莉·特雷弗（Emily Trevor）女士收藏。
黄恩觉夫妇这些精心挑选出的藏品不但精彩纷呈，也具有重要的历史价值。一件清雍正窑变釉弦纹长颈盘口瓶，造型优雅别致，色彩浓重鲜艳，釉面光润亮泽。此瓶不但体现出当时瓷器烧造技术的发展已达到鼎盛时期，更反映到清宫一度积极研制创新的釉色，寻求突破。窑变釉是雍正时期为仿宋及金代钧窑而演变出的新釉色。著名督窑官唐英，在雍正六年（1728）时被委任到景德镇监督御窑，这新颖的窑变釉很有可能是御窑厂在他出色的领导之下所创。雍正十三年（1735）唐英在《陶成纪事》中记载了57种釉色，其中包括窑变釉。宋代时期的陶工只使用一种釉彩，加上适量的铜，便能营造出钧窑多重层次，蓝、紫、褐色结合的效果，但雍正时期的工匠却需运用多种不同色调及浓度的釉彩，经过两次或多次上釉的程序，方可呈现出相似的色彩观感。可想而知，雍正年造的窑变釉是屡经试验才研发出的颜色，制作步骤繁复，釉料调配考究。随缘斋中色彩斑斓，富丽华美的窑变釉瓶，堪称是当时窑厂烧制成功例子中之佼佼者。
除了窑变釉外，唐英还制造了许多其他仿摹宋朝釉色的瓷器精品。随缘斋藏的清乾隆仿官釉四联瓶便是其中一件杰作。此器将四件圆管式瓶结合起来，展示出独特的形状。四联瓶的器形在乾隆时期较为罕见，仅存的例子中，于上海博物馆藏一件乾隆款青花花卉纹四联瓶。这种以多个相同形状合并而成的器皿，其实早在唐代（618～907）已有制造。当时盛行的鱼形双联瓶，有的施白釉，有的施三彩或越窑青釉。英国戴维德基金会藏一件唐代越窑青釉鱼式双联瓶到了明代，双联式的器形亦备受珍赏。这类重叠形状式样的盛行，在清代雍正及乾隆年间达到巅峰，尤其是乾隆时期的宫廷，除了在瓷器技艺方面不断力求完美，亦大胆尝试湛新的设计。
随缘斋的藏品种类繁多，包括料器、铜胎画珐琅、漆器，其中以玉器及瓷器精品居多，此两门艺术皆蕴含了传统中国艺术及文化的精粹。藏品当中，玉器式样纷呈，耀眼夺目。一件清乾隆或嘉庆时期御制的龙钮四足式盖炉，玉、石材料为许多藏家都特别钟爱的碧绿色，四柱形的炉体配有炉盖，形制及纹饰仿摹古早铜器，可见当时清代宫廷特别盛行的仿古之风。这件玉炉造型复杂，纹饰繁密，呈现出高超的琢玉技艺。秋葵黄玉，石材珍罕。据文献记载，中国文人早在宋代时期已很珍赏秋葵花，观其含蓄优雅的淡黄色调，特别清芬脱俗。随缘斋藏一件造型俊秀的清乾隆黄玉双龙耳方瓶。以优质的秋葵黄玉料琢成，色泽柔和温润。工匠除了在双耳上加工细琢仿古夔龙纹外，特意将瓶身留素，并无多加纹饰，以此凸显出天然玉石材质之美。
随缘斋藏另外一件玉雕作品，为清乾隆御制青白玉方插屏。此屏浮雕老子出关图，描绘老子因感周代衰亡，决定西行出关。他骑着青牛，路上有祥云及神物护持，在函谷关遇见守关的尹喜，写下了千古名篇《道德经》。司马迁（公元前145～前86）在《史记》中提到，老子曾当过周王管理藏书的史官，后来隐居不仕，西出函谷关后莫知其所终。而刘向（公元前77～前6）在《列仙传》中记载，老子过西关入大秦时，“关令尹喜待而迎之，知真人也。乃强使著书，作《道德经》上下二卷”。此插屏雕工细腻，山水层次分明，人物刻画生动，记录了一个对中国道家思想极其重要的故事情景。许多其他的中国工艺品，包括书画及丝织品，亦有采取老子出关这题材。台北“故宫博物院”藏一幅明代的画轴，由张路（1490～1563）所画，描绘老子骑牛；还藏有一宋代的缂绣。同样陈述老子出关故事的作品，也在随缘斋的珍藏中。
随缘斋伉俪的收藏打破古董收藏的传统分类，以装饰艺术为其收藏脉络，看似泛泛，实质却对学术要求极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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