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学斌
一
那桐是叶赫那拉氏，内务府镶黄旗人。虽与太后老佛爷同族，但那桐是从基层做起，仕途蹭蹬，于户部浮沉长达二十余年。
仕途虽不如意，但那桐依然工作勤勉，终于盼来了人生的伯乐——翁同龢。翁当时既是帝师，又是户部尚书，是那桐的顶头上司。那桐平日里经常赴翁府“回事”“画稿”，其工作能力，翁自然尽收眼底。
光绪二十二年（公元1896年），朝廷拟定银库郎中人选，那桐排名第二，本无希望。此时翁力荐那桐，甚至不惜与军机大臣李鸿藻闹僵，终于让那桐获得银库郎中这个肥差。戊戌维新前夕，翁因内部矛盾横遭罢黜，被遣送回籍。那桐听闻此事，犹遭晴空霹雳，日记里写满了不舍之情：
五月十三日，卯刻，到永定门外马家堡火车站送翁师南旋也，送者数十人。卯正一刻，翁师揖拜登车，同有别离之感。
恩师虽已返乡，但仕途还要继续。要想于宦海屹立不倒，背后须有大树庇佑。那桐自然深谙此道。经过一番选择，那桐发现荣禄最靠谱。清末之官场，官员若能迅速升迁，无非两个原因：一是出身高贵，二是跑官能力一流。恰逢戊戌之后，荣禄深得慈禧垂青，出任军机大臣，成为满人权贵之翘楚。荣虽为人极其精明、城府甚深，但有一致命缺陷——贪财。有一回，那桐升任京堂，向原来的上司行感谢礼，“以千金拜荣仲华相国受，四十金拜崇文山尚书受，四十金拜徐荫轩相国受……”。按照常规，京堂送礼，四十两为准，而那桐独下血本塞给荣禄一千两，可显见其有意讨好。一来二往，荣便把那桐视为亲信，重点栽培，不久便将其扶上礼部右侍郎的位置。光绪二十五年（公元1899年），那桐极力逢迎朝廷己亥建储之举，颇得慈禧、荣禄欢心。次年五月十四日，那桐从“四品京堂候补”被破格擢升为总理衙门大臣。孰料荣禄于光绪二十九年（公元1903年）一命呜呼。那桐此时虽已为政坛权贵，但仍需寻找政治后盾。转了一圈，他找到了清末最著名的贪官——庆亲王奕劻。
当然，在那桐看来，无论是荣禄，还是奕劻，虽堪称大树参天，但皆不能庇佑自己一生平安。唯有博得老佛爷之信任，才是关键。庚子之变后，那桐奉命留京处理善后事宜，不辞辛劳，格外卖力。其精明能干终引起了远在西安的慈禧之关注。光绪二十七年（公元1901年）六月十七日，那桐收到好友桂月亭密函，“云皇太后因桐在京办事得力，特颁赏银六百两”，并要求那桐“不必具折谢恩，不令宣露”。果不其然，三个月后，那桐收到慈禧的六百两“私房钱”，“祗领心感无似”。慈禧偷偷赏钱给大臣，这在晚清堪称异数。显然，慈禧已将那桐视为心腹，但碍于同为叶赫那拉氏，故不便公开赏赐。待两宫返京，那桐迅即获得要位，出掌外务部。
此后，慈禧对那桐更是恩宠有加。光绪三十一年（公元1905年）的六月初一，那桐照例赴仁寿殿汇报工作。此时垂垂老矣的慈禧，对于政事已颇显倦怠，十分反常地对那桐说道：“尔近来办事甚历练，将来朝廷大事全依仗你了。”这句“全依仗你了”，对于那桐而言，既是条托孤令，更是颗定心丸，意味着自己在清廷的地位已无人能撼动。
经过多年摸爬滚打、苦心经营，那桐内有慈禧当靠山，外有奕劻为同党，可谓打通了天地线，迎来了其官宦生涯的“美好时代”。
二
官运亨通，那桐并不满足，他的目标是一手抓权、一手捞钱。那桐的聚敛之道，无外乎两条：卖官鬻爵与开设当铺。
前已述及，那桐从底层爬上高层，除却能力过人，更多的是凭借财神开路。等到那桐位居中枢，一切仿佛又进入了新的轮回，重复着他年轻时的故事。一茬又一茬的下层官员登门拜师，求取官位，献银自是络绎不绝。
一次，清末民初著名学者冒鹤亭以候补道待分发，经人引介谒见那桐。几句寒暄后，那桐便吩咐门下书办做东，邀冒前往一僻静处吃饭。席间，书办道：“冒大人蒙中堂赏识，不久外放道台实缺，可是个美差！”当时政以贿成，每个官职价码不同，谙于此道者除立字据按时报效外，还答应酌予那府书办们若干好处。冒鹤亭一介书生，懵然不知书办做东，意在交易，只是连连举杯称谢“那中堂恩典”而已。书办见话不投机，撞了木钟，懊丧地说一声“怠慢”，即掉首而去。过了几日，冒鹤亭经友人点拨，弄清其中底细，再度赴那府请谒，竟被拒之门外。
那桐积聚财富的另一手段，便是开设当铺。那桐任职户部多年，深知当铺一本万利，乃致富之捷径。自从掌管银库，那桐赚得人生第一桶金，从此正式进军当铺业。
那桐先后收购了灯市口等繁华地段的当铺，生意蒸蒸日上。比如，“天佑斋田二送来翠搬（扳）指一个，押京松银一千两，每月六厘行息，四个月归还取赎。如到期不还，银物两冲”。按那桐所记，一个小小的玉扳指，当存四个月，即可净赚二百四十两。当铺收益之丰着实令人咋舌。
那桐既做官又经商，在官不光言官，在商不忘揽权，最终弄得官场如商场，商场似官场，鼓了自己的腰包，亏了朝廷的国库。“自古召乱之道，莫甚于罔利”，信夫！
三
除去攀缘上级领导、聚敛巨额财富，那桐还不忘在同僚中开发资源，寻找盟友，他与袁世凯结盟便是典型案例。
那、袁之相识，始于小站练兵时期。那桐其时任职户部，掌管银库印钥。当时袁主动登门拜见那桐，袁之目的，明显同审批练兵军饷有关，自然给了那桐不少好处。通过接触，袁发觉那桐富有学识，且行事谨慎，更重要的是其深受帝师翁同龢倚重，不啻一只升值空间极大的“政坛潜力股”。故袁千方百计地腐蚀这位“国家干部”，与之深相结纳。一次，那桐赴日本参加完博览会，归国之际，袁世凯不惜高接远迎，破格接待，“舟行平稳，未正抵大沽，慰亭制军遣小火轮来迎，易乘进口。酉初抵塘沽，换火车，戌初抵天津车站，袁宫保及阖郡文武来迎”。这哪里是接待朝廷中层领导，完全是遵照迎送外国贵宾或元首时的标准。
那桐好听戏，亦喜唱戏，是个十足的票友。早在发迹前，便常出没于京城各大梨园。比如一回那桐赴庆和堂给同僚志小岩做寿，“呼林桂生、小金弹琵琶唱《玉堂春》，苏曲绝佳。小金复唱《教子》，老生亦好”。可知那桐对于戏曲，颇为内行。袁世凯于是投其所好，施以猛药，不时做东邀请那桐听名角名戏。另外，每逢那桐之母生日，袁就一掷千金，出资将京城有名的戏班子请到那府演出。
同时，袁还从那桐身边亲属下手，对他们倍加关照。如袁曾授意徐世昌，让其接近那桐之弟那晋，并与之换帖，结拜为异姓兄弟。然后袁顺水推舟，提拔那晋，“锡侯弟经袁制台、铁侍郎奏充襄理京旗常备军营务”。如此细致周到的“关怀”，自然使那桐感激不尽，从而甘心与袁互为奥援，结成政治联盟。光绪三十三年（公元1907年）四月初八，那桐“与徐菊人制军订兰谱”。自此，袁世凯、徐世昌与那桐三人，同坐一条船，同吃一碗饭。
四
清末朝局，一大痼疾便是干部年龄结构的严重失调及官员任免的极不合理。像李鸿章、张之洞、鹿传霖、刘坤一这样的“20后”“30后”官员已大半凋零。彼时，“50后”老当益壮尚且能饭，“60后”精力充沛是骨干，“70后”锐气十足需磨炼，这本是属于他们干事业的年代。然而，袁世凯蛰伏洹上，端方蒙冤革职，善耆难获重用，铁良屈就闲差……朝堂之上，放眼望去，净是昏聩的“30后”、稚嫩的“80后”与尸位素餐的庸臣。亲贵见用、贤才见弃，一旦有变，朝廷自然遭遇无人能信、无人可用之尴尬。
那桐身处此危局中，除却做一天和尚撞一天钟，便是与徐世昌谋划袁世凯出山事宜。1911年10月10日晚，武昌首义爆发。次日中午，那桐“接到各处来电，知武昌新军变乱，据城戕官，鄂都避往汉口，提督张彪被害”。其第一时间的反应是“当访菊人”，而不是向载沣或者奕劻汇报。午后，那桐、盛宣怀来拜访徐。接着徐、那二人又去庆王府同奕劻密议。三人“久谈”，至于内容，那、徐二人在日记中皆只字未提。他们身居高位，心机重重，安全起见，自然不留痕迹。不过当时掌管军咨府的载涛因接近核心层，洞悉内情，认为“革命爆发，那、徐协谋，推动奕劻，趁着载沣仓皇失措之时，极力主张起用袁世凯。袁在彰德，包藏祸心，待时而动”。不久，那桐又请辞协理大臣一职，为袁氏入主内阁铺路。11月13日，朝廷降旨，批准那桐辞职，并委任其为弼德院顾问大臣。
待袁世凯甫一回京，那桐当天便迫不及待前往拜见。此后，袁、徐二人与那桐之来往便愈加密切，这在《那桐日记》中颇有体现：
九月廿六日袁总理组织内阁成立，由袁总理召见，署名矣。
初六日（11月26日）因昨日感寒，手足麻木作烧舌痛，宣誓太庙典礼未能恭往陪祀……夜袁慰廷、徐菊人来谈。
三人私下过从频繁，定是有要事相商，恐多半与清帝逊位一事有关。更堪玩味的是，自从11月26日夜里与袁、徐二人密谈后，那桐便称病不出。起初只是请假十日、十五日，后来干脆续假二十日，闭户谢客，直到清廷覆亡。同时，这期间袁世凯“派卫兵二十六人来家常川守护”。可知那桐此举实乃与袁、徐密议之结果，其告病养疴是假，免责避祸是真。
1912年2月12日，清帝退位，宣布共和。面对这一旷古巨变，那桐于日记里写道：“昨日呈进皇太后、皇上如意二柄，今日蒙恩赏还。风定天晴，气象甚好。此后遵照临时大总统袁通告，改书阳历。”江山鼎革，王朝倾覆，那桐非但没有痛心疾首，愤恨萦怀，反而满怀喜悦，相机而变。可见在那桐心中，唯有个人利益最为重要，所谓江山社稷，犹如天边浮云尔。
《那桐日记》之卷首，撰有这么一段话：
尝见吾叔父逐日书写笔记，垂三十年不辍，身心功夫与年俱进，历历可考；且偶遇往事，随意披阅，如在目前。吾甚羡之。自今伊始愿效所为，既承家法，兼可自励。
或许当年之那桐，曾真心打算以日记自醒，励志做一个国家栋梁。可惜岁月催人变，通览这百万余言，人们体会到的却是一部鲜活而惊心的“庸臣成长史”。读罢整部日记，再翻至开篇，回看这一段，顿觉啼笑皆非，好似被这个叶赫那拉氏“黑色幽默”了一把……
（古尔丹摘自东方出版社《最好与最坏的时代》一书，本刊有删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