纽约佳士得今年春拍，除声势浩大地推出了六场安思远专场外，还有一场有趣的拍卖——“茱莉雅及约翰·柯蒂斯珍藏17世纪中国瓷器”。许多学者和收藏家都为这批瓷器的品质卓绝而惊叹，尤其应当考虑到当时的中国正处于战乱之中，在这样的时代保持优秀的生产品质实属不易。全场94件瓷器悉数拍出，其中绝大部分以超行情价格成交，这让沉寂了二三十年的过渡期瓷器重新回归人们视野，让公众有机会相对全面地看到这个时期纷繁富丽之景象。
茱莉雅及约翰·柯蒂斯夫妇可谓天生的收藏家，自始以慧眼热诚搜求珍宝，随心所向，但研究绝不敷衍。两人热衷钻研，每有新发现必公诸同好，可以说是最慷慨的收藏家，他们从不吝啬与博物馆长、学者、收藏家、艺术爱好者分享所藏。
茱莉雅曾任伦敦东方陶瓷学会北美代表达20多年。夫妻足迹遍及世界各地，广与中国、英国及欧洲人士交游。30多年来，两人对维吉尼亚美术博物馆支持有加，约翰更是该馆首席理事及基金会主席；亦曾任华美协进社及华盛顿阿瑟·赛克勒艺廊理事，并担任纽约大都会艺术博物馆亚洲艺术部视察委员会成员至今。
茱莉雅与约翰最初并非如大部分收藏家一般，先从广为人知的收藏类别入手。当两人在上世纪70年代后期开始收集过渡期瓷器时，很久以来一直被研究者所忽略，早年有关这一时期的专著或文章几乎没有。老古玩界常常把这一时期的青花瓷器混淆，精细者归为清康熙、雍正朝，粗糙者则归为明万历朝。这一时期由于是明朝到清朝的过渡，因此有了一个固定名称，叫作过渡期。
明朝至天启，已进入多事之秋，明亡已不可避免，连天启皇帝自身都对政权没了信心，不理政事，热衷于木工之艺，故天启青花官窑器几乎不见。然正因为如此，明末民窑一改“嘉万”百年繁缛之风，疏淡又再度流行，在没有束缚的氛围中，天启青花独树一帜。当时的文人雅士以远离政治、逃避现实为寄托，在青花瓷器的绘工上，画意在先，讲究布局，讲究笔法，讲究文人气。在茱莉雅和约翰的收藏中，天启青花山水人物图瓶，为典型器物的代表。
1981年，纪念牛津阿须摩林博物馆获捐纂赖特林格旧藏亚洲瓷的图录出版，其中大部分17世纪中叶中国瓷器都被误考证在正确年份的五六十年之后。不过，相关研究缺乏并没有减退茱莉雅与约翰的热情，二人反而勇于探索未知境地。茱莉雅是历史学博士，具备丰富的研究经验，在20世纪80年代初着手为17世纪中国瓷器编年。
阿姆斯特丹佳士得于1984～1985年举行哈契尔船货拍卖，数千件中国瓷器来自一艘沉没于1643年前后的中国货船，茱莉雅意识到这正是确定明亡以降中国瓷器来源与年份的良机。此后20年间，茱莉雅的研究渐次完备，对17世纪内销及出口日本等海外市场中国瓷器的纹饰来源与风格多有考证。
茱莉雅和约翰收藏的明崇祯（约1643年）青花西厢记及其他人物故事图碟（一组八件），见于哈契尔沉船的货运单中，于1984年在佳士得拍卖。研究显示该船于1643年沉没，使得当时在沉船上的这组青花碟能有一个准确的时间定位。同这组图碟类似的瓷器之前被错误地断代，而这组青花碟的出现使同类器物的断代提前了整整150多年，成为17世纪青花瓷断代的重要标杆之一。约翰在1985年的《东亚艺术》上发表论文论述了这一观点。
中国的文人雅士一向是仅次于皇权之下的社会最高阶层，而17世纪逐渐繁荣的商业文化催生了一个与之匹敌的商人阶级。在当时的景德镇，富商巨贾和传统文人阶级支撑起一支庞大的手工匠人和艺术家团队。正是这两股社会力量所营造的艺术氛围，让17世纪的景德镇瓷器市场出现了新的装饰风格。尤其在1620年以后，文人雅士以及富有的商人，成为景德镇当地瓷器市场的消费主力。
茱莉雅和约翰收藏的这批瓷器有趣的地方在于，其中很大一部分都不是由朝廷委派制作的。因而限制较少，给了景德镇的工匠们更多的空间来施展他们的创意，同时也为他们带来了更大的利润。即便官窑在清康熙年间重建以后，明末清初所释放出的创意也难以从官瓷上磨灭，康熙以后的瓷器如此繁盛，不能不归功于官窑关闭期间民窑的欣欣向荣。此时，外销瓷的需求也开始增长起来，尤其是对欧洲和日本出口的瓷器。正如约翰所指出的，上层的文人雅士和富商巨贾都追求精致的享受，为当地瓷器市场贡献巨大。因而消费者的品位和爱好就会体现在成品瓷器上，导致晚明清初瓷器上的装饰花样多来自于中国古典文学、历史和戏剧。
杂剧被称为北曲，是在元代发展起来的。每一个剧目都是一个单独的故事，以歌唱的形式表演，歌词唯美，舞蹈和布景都十分讲究。这一艺术形式针对的是广大的百姓，因而剧目通常浪漫主义地表达历史或传说故事。杂剧的作者一般都是小说家，其作品往往与历史本身相差很远，他们十分注重戏剧性，因为这才是吸引观众的法宝。这类剧目在明代衰落，为南曲所取代。不过在明末1599～1632年，杂剧又短暂地复兴过，大量的经典元曲又被印制出来。其中最有名的是万历四十四年（1616）出版的《元曲选》，作者臧懋循，包含94个元曲和6个明代早期的剧目。这本书毫无疑问是元明时期瓷器花样的重要来源。
如明崇祯青花山水人物故事图浅碗，其中人物似乎来自于郑光祖的《细柳营》。汉文帝和周亚夫身处军营，他们的右侧有一棵柳树。表现的是公元前158年，文帝为抗击匈奴而检阅周亚夫军营的故事。故事讲述了除周亚夫以外的大多数将领都放下日常工作，并集中所有精力侍奉皇帝。而当文帝来到周亚夫的营地时，将军强烈要求皇帝车驾缓行，周亚夫对军纪的坚持赢得了皇帝的赞赏。
明朝进入崇祯一朝，大势已去，文人墨客对政治和国家完全失去了信心，遂追求奢华之风，以求心态平衡。明朝末年的工艺品穷极工巧，原因就在于此。青花瓷器也不例外，极为细致的修胎与绘工，让人无法与“嘉万”百余年的工艺相提并论。崇祯青花，常用暗刻做边饰，然后对历史故事、人物山水、花鸟鱼虫描绘至精至细，尤其是人物，受明末画家陈老莲笔法影响一看便知。徽州版画的风行，使崇祯青花不落窠臼，内容丰富，线条流畅，成为明末辉煌的一笔。
在约翰的收藏中有多件文物表现了著名的《西厢记》故事，作者王实甫。同样的场景还可见于维多利亚和阿尔伯特博物馆著名的元代梅瓶上。《西厢记》讲述了美丽的女主角崔莺莺与穷书生张生之间的曲折爱情故事。改作在16世纪再次受到追捧，明朝后期乃至清朝多次重印，有些甚至还带有陈洪绶的木版插画。茱莉雅和约翰收藏的清康熙早期青花釉里红西厢记人物故事图大盘中，则表现了西厢记的“拷红”场景，画面中侍女红娘被莹莹的母亲严加斥责，意图逼问出莺莺和张生之间的关系。在母亲身后的字则是红娘的戏文：“这其间何必苦追求？常言道女大不中留。”时至今日看来，着实有着一番趣味。
清朝入关后，顺治帝政事繁重，国家百废待兴，皇帝虽励精图治，但还不能过多地过问景德镇烧窑事宜，故顺治青花仍沿袭老路，顺着明崇祯的路子往下走，仍旧保持文人化的倾向，可以明显看出文人对瓷器生产进行了干预。所以远山近水、老树古屋，无不流露落魄文人的无奈。
过渡期青花瓷器的社会成因较复杂，似乎不按一般规律行事，这些曾困扰学术界，但随着研究的深入，这部分作品近年来颇受国内外收藏家青睐。茱莉雅与约翰在发现、钻研、以之为伴多年后，乐见其转至广大收藏家与博物馆，继续供鉴赏、研究、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