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当提起古代粮仓，“含嘉仓”就会很自然地从头脑中闪现出来。这是因为它享有的“天下第一粮仓”之誉，早已令世人如雷贯耳；是因为它的建筑规模、地理位置以及在当时所发挥的重大作用，使其成为众多粮仓中的典范；是因为它的传奇经历千百年来一直为人们所津津乐道。综观历代粮仓的设置和选址，大多出于政治、经济、地理地形或产粮区位置的考量择优建造，含嘉仓的优势在于它不仅集以上众多职能于一身，同时也肩负起了王朝的兴衰重担。
“天下第一粮仓”的由来
含嘉仓位于今天河南省洛阳市老城北，建于隋炀帝大业元年（公元605年），是用来盛纳京都以东州县所交租米的皇家粮仓，其中的部分窖仓一直沿用到北宋时期。含嘉仓占地43万平方米，储粮来源范围十分广泛，但主要集中在河北、山东、江苏等地。根据《通典·食货》的记载：唐天宝八年（公元749年），全国各大型官仓的储粮数量是12656620石，而含嘉仓就储存了5833400石，几乎占了总量的一半。如此大规模的占地面积、广泛的粮食来源以及占全国一半粮食的储量都足以证明，含嘉仓“天下第一粮仓”之誉名副其实。
此外，含嘉仓还有着严格的管理制度。《旧唐书·官职志三》记载：“凡凿窖置屋，皆铭砖为庾斛之数，与其年月日，受领粟官吏姓名。”考古挖掘出土的铭砖上也有相关的文字记载，主要记录了粮窖位置、粮食来源、数量、品种、存放日期、管理官吏姓名等等，证明了史籍的记载是可信的。由此可知，隋唐时期严格的粮食管理制度，反映了统治者对粮食的需求以及对漕运情况和农业经济的重视。
1971年，国家有关部门对含嘉仓遗址进行了考古发掘，共探出粮窖287座；在含嘉仓160号窖还保存有约50万斤炭化谷物，这50万斤粮食在当时的生产条件和生活水平下，相当于近千农民一年辛勤劳动的成果、数千农民一年的口粮。“民以食为天”，粮食关系着国家的生死存亡，是国之大事，粮仓储量的丰富反映了当时社会安定、国泰民安。
含嘉仓命运的转折
从秦汉至隋唐的近千余年里，大部分的中央政权都是以关中地区为政治、军事和经济中心，由于当时的生产力水平低下和交通运输不便，中央政府曾多次在关中兴修水利、灌溉农田，加强粮食生产，从而确保政权稳定。但自古以来，关中地狭人多，即使农作物单产水平再高，精耕细作程度再深，粮食的产量还是无法满足庞大的中央政府、驻扎军队和平民百姓的需要。为此，隋唐统治者就决定把黄河下游、江淮等地区的粮食物资往长安调运，缓解关中的供需矛盾，而漕运交通便成为统治者需要解决的首要问题。
隋文帝时期，基于经济、军事等原因，已经多次开凿渠道；大业元年，隋炀帝下令在此基础上，开凿贯通南北的大运河。大运河也成为了一条生命线，是全国漕运网的主体，自此之后，黄河下游、淮河流域及长江流域的粮食得以源源不断地输入长安。
含嘉仓位于洛阳的隋唐城，是隋炀帝营建东都洛阳时建造的一座仓城，洛阳又是隋唐大运河的中心枢纽，担负着南粮北运的任务，因此含嘉仓的重要性便逐渐显现了出来。不过隋朝时期的含嘉仓并不是最大的粮仓，而是全仓储粮2400万石的洛口仓，位于隋唐城外，当时北上运来的粮食大部分都储藏在这里；同时，在洛阳的周边还有回洛仓、常平仓、黎阳仓等大小不等的粮仓，这些粮仓共同成为大运河最重要的配套设施之一。
含嘉仓真正取代洛口仓的地位是在唐朝初期，事情的起因是，隋朝末年，瓦岗军李密曾下令夺取了“积天下之粟”的回洛仓，把隋朝统治者的粮食抢到了自己的手里。使当时的洛阳城一时陷入无粮境地，而手握粮草的李密军队士气大增，借势扩建洛口城，并以此为根据地与隋朝军队进行了长期的争夺战争。李密又把洛口仓的粮食作为瓦岗军收拢民心的资本，他赈给起义军及其家属，开仓救济灾民，从而吸收了大量饥民和其他义军来投奔瓦岗军，使瓦岗军的势力得到了扩展与壮大。后来王世充夺取了洛口城，瓦岗军起义失败，李密只好投奔了李渊。直到李世民攻打王世充时，鉴于李密抢占粮草的成功战略，他决定先夺取洛口仓，借此切断洛阳的粮源，从而彻底打败盘踞洛阳的王世充。
这些战争策略都说明，当时的洛口仓因储粮丰富、地处战略位置重要的河洛地区，已成为兵家必争之地。夺取胜利的李世民意识到洛口仓地处洛阳城外的弊端，为了避免重蹈当年隋朝统治者的覆辙，于是决定在洛阳城内建立粮仓，这个粮仓就是含嘉仓。自此之后，含嘉仓迎来了命运的转折，成为我国农业发展水平的象征。
含嘉仓的修建年代
关于含嘉仓的修建年代，学界一直都有分歧。
第一种说法认为，含嘉仓是唐朝时增置的。因为唐朝建立以后，基本上沿用了隋朝的广通、黎阳、太原等仓，同时又增置了几处粮仓，其中最大的就是含嘉仓。考古工作者史家珍也说：原来位于洛阳城北的回洛仓，曾是李密、李世民攻打洛阳时争夺的焦点，之后洛阳终因严重缺粮而被攻破。唐初鉴于隋末战争教训，决定将含嘉仓建于都城之内。此外，唐政府还规定，东都洛阳以东的租米都先集中在含嘉仓，再由含嘉仓通过陆路运至陕州，含嘉仓因此成为了全国最大的粮仓。
第二种说法认为，含嘉仓与隋东都是同时兴建的。
第三种说法认为，含嘉仓正式作为大型粮仓可能始于隋末唐初。因为隋朝末年就曾将回洛仓的储粮运入城内，很有可能就储藏在含嘉仓。唐初正式沿用其作为东都的大型粮仓，随着储粮的增加，又修筑了许多粮窖，因此在考古挖掘中，才会发现如此大规模的含嘉仓遗址。此外，含嘉仓在唐前期的地理位置非常重要，它不仅是洛阳的粮仓，还担负着关东和关中之间漕米转运的作用。
有关专家对此进行了讨论、研究后，大都倾向于含嘉仓作为仓城使用并发展为“天下第一粮仓”是在唐朝这一说法。
含嘉仓的兴盛与衰落
隋唐两朝都是以长安为国都，以洛阳为陪都；但洛阳所发挥的作用甚至要大于长安，主要原因就是洛阳漕运便利，物资运输集中。
隋文帝开皇四年（公元584年）九月，关内大饥，杨坚随即迁到洛阳，直到次年四月才返回长安；开皇十四年（公元594年）关中又大旱，杨坚又率文武官员就食于洛阳。隋炀帝杨广即位之后，就开始营建洛阳城，杨广在位的13年里，在长安的时间前后不到4个月，而在洛阳的时间占1/3，剩下的时间都在北巡南游。
唐太宗贞观初年，李世民以“洛阳土中，朝贡道均”为理由，打算营建洛阳，但并没有实现，主要原因是当时政府内外高级官员仅642人，每年需从水陆潜运至京师的租米不过20万石，能够满足京师的开销，所以面临的压力也不大。但是到了唐高宗显庆初年，京师内的一品至九品内外文武官激增至13465人；到了武则天、中宗时代，中央机构更为庞大，形成官员“内外盈隘，居无察署”。神龙时期，京师“诸司员外官数十倍，近古未有……奉察之费，岁巨亿万……河渭广潜，不给京师”。
唐高宗在位34年中，有近一半的时间是在洛阳度过的，原因就是长安一带经常闹饥荒。有一件趣事是这样讲的：唐朝初期，每逢关中地区闹饥荒时，中央政府往往迁到水运便利、“舟车所会”的洛阳，主因就是洛阳有粮食，因此皇帝也得了一个“逐粮天子”的雅号。当时洛阳是“帑藏积累，积年充实，淮海漕运，日夕流衍”，而长安则“府库及仓，庶事实缺，皆籍洛京传输”。武则天曾长期居住在洛阳，也是因为洛阳有粮。直到含嘉仓兴盛，即使关中缺粮，朝廷也能够从容调拨粮食了，皇帝才得以解除这个雅号。
武则天临朝称制后，改东都洛阳为神都，居于长安仅有两年，其余的时间都在洛阳，这背后的原因有政治因素，但经济因素才是最主要的。在含嘉仓的考古挖掘工作中，曾出土一些带有调露、天授、长寿、万岁通天、圣历等年号的铭砖，这些年号都是高宗、武则天时代的，也证明了这一时期运入含嘉仓的租米数量很大。
当时洛阳粮食的主要来源是华北地区和江南地区的租粟与租米，出土的铭砖上记录了苏州、楚州、冀州、邢州、德州、濮州、沧州、魏州等地，这些地方的大部分粮食是通过隋朝开凿的大运河运到东都洛阳，纳入含嘉仓内的。如此大规模的粮食北上洛阳，自然使得洛阳附近拥有很多分布集中和规模庞大的粮仓。
唐玄宗时期，由于大运河水量渐小，漕运效率下降，许多粮窖遭到废弃，含嘉仓的利用率也大为降低。“安史之乱”爆发后，对当时的漕运造成了沉重的打击，含嘉仓也受到严重破坏，唐朝也开始由盛转衰。在唐朝后期的历史上已经很少提到含嘉仓了，但它毕竟还是洛阳的粮仓，所以并没有完全遭到废弃，不过含嘉仓储粮的规模是远远不如以前了。史载唐德宗贞元十四年（公元798年），含嘉仓储粮7万石，而这个数字相对当时几个大粮仓的储粮来说是很小的；之后不久，含嘉仓就退出了人们的视野，只有160号窖一直沿用至北宋。
如今，含嘉仓的繁华早已随时光的流逝而消散，我们能见到的也只有铭砖、窖仓等遗迹。但是含嘉仓这个看起来冷冰冰的遗址，却有着无比炙热的灵魂，它身上的每一道痕迹都已经历尽铅华，它见证了隋末的战乱，又撑起了大唐的初兴，这期间的每一场战争、每一位英雄传奇似乎都充斥着它的影子。
这就是含嘉仓，一个农业文明的奇迹。2014，隋唐大运河申遗成功，含嘉仓遗址作为大运河申遗中的项目也随之成功入选世界遗产名录，永载人类史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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姜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