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易萱 张恒 陈光 张惠兰
中国留学生刘梓鸣对着电脑屏幕，开始和美国一家资产管理公司的部门负责人视频通话。刘梓鸣就读于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金融专业。
他觉得很有希望，直到面试官提了一个技术类问题。刘梓鸣一下蒙了。他紧张得头皮发麻，搜肠刮肚组织语言试图拖延时间，缓解沉默带来的尴尬。忽然间，胃里翻江倒海，喉咙发紧，毫无征兆，刘梓鸣对着面试官吐了。
刘梓鸣的父母一直在劝他干脆回国——越来越多的留学生正在这么做。据教育部统计，自改革开放到2015年年底，中国累计出国留学的人数已达404.21万人，累计回国人数达221.86万人，归国留学生占出国总人数一半以上，这是中国打开自费出国留学大门后从未有过的情况。
这个趋势的另一面是，留学生的含金量在降低。2016年11月1日，中国与全球化智库联合北京海威时代发布《2016年中国海归就业调查报告》，其中提到，超八成的“海归”认为自己“学非所用”。约50%的硕士生、67%的本科生，以及约78%的专科生薪资在5000元以下。“海归”对工作的满意度水平整体偏低，“满意”及“非常满意”的仅为33.2%。
于是，一个新的问题摆在面前——如果最终只能回国，且回国后身价暴跌，现在出国留学究竟还值不值？
中签率，4%
留学生在美国找工作需要申请工作签证。由于申请人数众多，移民局用抽签的方式决定，通常每年的中签率在1/3左右。《华尔街日报》曾报道，从美国大学毕业后立刻或一年后（实习期结束）不得不离开美国的留学生比例高达72%。相比印度等国家而言，中国留学生的中签率更低。最近5年里，中国籍申请者的中签概率维持在8%左右甚至更低，每年初次申请被批准的概率仅为4%左右。
这进而会影响用人单位招聘留学生的态度。条件相当的两个人，一个有美国身份，一个还要申请工作签证，用人单位会倾向于前者。
每一个想留下的中国学生都使出了浑身解数。在匹兹堡中华文化节上，匹兹堡大学的留学生陈安琪和同学们一起做志愿者，她看到的情况让她一度感到不适甚至厌恶。
当地很多华人名流、企业家都来了。陈安琪看到，有些同学一进会场，就只跟那些“德高望重”的人交流，亲密地称对方为“叔叔”，夸赞对方的孩子可爱又漂亮。她知道这些人是想给那些企业家留下印象，为留下来找出路。她还认识一个女生，“她不想靠自己的能力，而是想嫁一个美国人，希望通过这种方式留下来”。
B计划
在和父亲争吵的那些日子里，刘梓鸣常会想到父母送自己出国的目的。
刘梓鸣的父亲开了两家轴承制造厂。父亲的很多朋友都把孩子送出国了，这是企业家圈子里的一种风尚。出国也被父亲列为刘梓鸣的人生“B计划”——中考考不好，出国读高中；高考考不好，出国读大学。
“那些孩子，出国后问题挺多的，学习成绩也不太好。”刘梓鸣说，“我总觉得他们是在国内混不下去，才选择出国的。”
美国仍然是中国留学生最主要的目的地。2016年11月14日，美国国际教育协会发布了一份报告，2015年～2016年留美人数首次突破100万，1/3为中国留学生。这是中国财富增长的一个象征，与改革开放初期的公派留学不同，现在绝大多数留学生是自费。这是一笔不小的支出，但越来越多的中国家庭能够承担。出国前，刘梓鸣的父亲就曾开导他，100万元的留学费用，家里还是拿得出的。
2013年，魏华颖在教育部留学服务中心做顾问，借此便利条件，她将2013年归国留学生的情况与1998年的做了一次对比。“我国学者对‘海归’这个群体比较全面的调查是1998年张秀明的研究。”魏华颖在之后的论文中解释道。她参照张秀明的调查问卷做了一次新的调查。
对比后，魏华颖发现，1998年以前，留学生更多来自教育机构、机关单位、技术人员家庭；到2013年，私营企业和国有企业家庭排在留学生家庭背景的前两位。“20世纪90年代，出国留学对于大多数家庭来说还是一件遥不可及的事，那个时期出国留学人员大多是干部家庭出身。”魏华颖分析道，“但随着中国鼓励自费留学政策的出台，以及中国私营企业的蓬勃发展，越来越多的私营企业家有能力、也有意愿送孩子出国学习。”
这种局面，也成为一种催化剂。“在欧美、澳洲等地，很多人把教育当成一种产业。”魏华颖说，“它已经不是纯粹以教育为主要目的，说白了就是挣钱。”根据美国商务部的测算，2015年～2016年，中国留学生为美国贡献了114.3亿美元。
不再被迫学习理工类专业
2001年对中国而言是一个关键的年份，这一年，中国加入WTO，在很多政策上开始向国际靠拢，包括允许人才自由流动。2008年中国申奥成功，中国人的国际化意识不断增强。
魏华颖也是在2001年决定出国的。除魏华颖外，2001年还有76051人选择自费出国，加上公费留学生，这一年中国共有83973名留学生，比上一年增加了4万多人，这是从未有过的增速（此前最快的时候，一年也不过增加了1万多人）。
出国政策虽然放开，但当时出国的压力并不小。主要是费用太高，一年的费用是二三十万元，这是很多家庭难以承受的。很多人即便出去，也会选择理工科，可以申请奖学金，容易在国外找工作，而一旦留在国外，在欧美国家生活，一切辛苦也值得了。
这种情况很快发生了改变。2013年魏华颖调查发现，归国留学生里，学习理工科的人数比15年前下降了29.6%，攻读经济学和其他学科的人数有所增长。在魏华颖看来，这和中国的财富增长有关，越来越多的人有能力承担出国费用，可以不再为申请奖学金而被迫学习理工类专业。
回国，为什么
2015年，魏华颖以访问学者的身份，来到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在此期间，她接触了很多留学生和当地华人，了解他们对回国问题的看法。一个中餐馆老板，到美国很多年了。刚开始几年他觉得挺有优越感的，挣的钱挺多，还挺稳定。但是这几年他不太敢回国了，他发现回国后自己已经算是穷人了，别人谈的好多东西自己完全跟不上，他还是停留在原地。
遭受这样心理冲击的人并不在少数。北美洲中国学人国际交流中心创办者兼董事长尤伟顺也遇到很多类似的案例，这些人甚至开始怀疑自己以前的辛苦是否值得。
“中国留学生越来越倾向于只留学不移民”，魏华颖在2013年的那份调查中就发现了这种趋势。很多人毕业之后选择了回国——比例最大的是在国外生活1～2年的留学生，所占比例为45.3%；其次是生活3～5年的留学生，所占比例为38%；再次是在国外生活6～10年的留学生，所占比例为14.5%；在国外生活10年以上的留学生，所占比例仅为2.2%。
拿不到工作签证，被迫回国的留学生自然也有，但回国意愿程度为“比较愿意”和“基本愿意”的加起来超过六成（分别为29.7%和39%）。“这反映出中国留学生倾向于只留学不移民这一事实。”魏华颖说，“很多人出国时就已经抱着要回来的打算了。”
当然，回国还涉及更为复杂的因素。就业形势和经济形势，是需要着重考虑的方面，但不仅仅考虑这些。“2008年金融危机以后，留学生就大量地回来。”中国与全球化智库秘书长苗绿接受采访时说，“这一方面是因为出国人数在不断增长，回国的自然也会增加。另外，中国的经济形势整体比国际经济形势要好一些，而且这批人多是独生子女，独生子女大多愿意回国，有家庭、亲情的关系。”
安全形势也成为留学生回国的一个重要因素。从欧洲回来的人数增长最快，从2015年的15%增长到23%。“这跟欧洲大形势也有关系，”尤伟顺说，“现在欧洲经济不好，难民又多，社会不稳定，恐怖活动很多，我想都有一定的影响。”
留学值不值
哥伦比亚大学的刘逍然毕业后，尝试留在美国未果，最终决定回国。她一直想进央视或者新华社，连续投了两次简历，“第一年投，没有任何回音。第二年我也没放弃，又投了一次，结果跟第一年一样。”
她这才明白自己是没希望了。“一个哥伦比亚大学的留学生和一个清华的、北大的、中国传媒大学的毕业生一起竞争时，并没有太大优势。”刘逍然分析道，“如果应聘的是一份并不注重海外经历的工作，留学生的优势反而可能成为劣势，尤其是在对中国社会的了解方面，对方会认为你与社会脱节，没有竞争力。”
伴随着回国留学生人数的增长，回国之后，他们的境况也大不如前。近几年在媒体上经常看到这类报道：“‘海归’留美7年耗资超770万，回国后月薪仅3000元”“低薪‘海归’增多，忙10年才能‘回本’”……魏华颖说：“如果像过去那种砸锅卖铁，或者借钱出国，我觉得就没有意义了，这种经济成本短期内是无法收回的。”
“但是我觉得从另外一个角度讲，它是一种人生经历和体验。”这位一直和留学打交道的高校教师认为，“如果家庭条件允许，出国仍然是个好的选择，出过国的人，很多想法、理念、看问题的方式，包括处理事情的能力，跟没有出过国的人是不一样的，我觉得从这些方面看，出国还是值得的。”
刘逍然最终放弃了进入体制内媒体的想法，转做自由导演，为凤凰卫视、央视等一些电视台做纪录片。因为工作的缘故，她在中、美两地跑，每年会去纽约几次。她这时候才认真去看了看纽约的自由女神像，逛了逛华尔街、大都会博物馆等地方，“上学没有时间玩儿，觉得对纽约只探索了10%，剩下的90%，要靠以后慢慢去探索了。”
陈安琪还有一年才毕业，她还不着急在回国和留美之间做出选择。陈安琪的父亲是一个工程师，按月拿工资，母亲没有工作。而她在匹兹堡大学一年的学费就需要3.6万美元，加上生活费用，“这笔开销对我家而言，是一个巨大的负担。”陈安琪说。但她仍然觉得出国很值。“我受到的教育，对我的修养、视野都有好处。我爸爸说，不要把留学想成就为了学习，就为了以后工作，而要看个人是否成长了，不要管你以后能挣多少钱。”
那个呕吐的男生，现在该叫他波士顿大学的刘梓鸣了。从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毕业后，他终于放弃了求职，转了一个方向，考上了波士顿大学的研究生，这样就可以继续申请留学签证，在美国多待一年。“我要不惜一切代价留在这儿工作。”刘梓鸣说，“就算我这次还没有找到工作，大概也不会放弃。有可能我会再读一个硕士，再等一年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