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英国，考究的中国瓷器收藏始于上世纪二三十年代，现今最著名的瓷器收藏中不少皆于此时开始。50年代末至60年代，不少顶尖的战前收藏品现身市场，“二战”后第二代藏家的佼佼者罗杰·琵金顿（Roger Pilkington）于这10年间迅速搜罗了一批品质出众的藏品，时为当地中国艺术品市场的黄金时代。
在20世纪50年代，伦敦当时有几家拍卖行每个月都会拍卖东方艺术品，其中包括苏富比与佳士得，其他的伦敦古董商也参与其中。英国得益于极其宽松的制度——古董和艺术品的进口不需支付税款，出口政策也在一个十分公平、没有官僚气息的系统管理之下进行，伦敦由此成为当时世界的东方艺术中心。琵金顿借此机缘，收藏到一批来源显赫的藏品，不少均为赫赫有名的中国艺术品珍藏，其超卓品质不言而喻，而琵金顿亦凭借其对品质的孜孜追求，跻身收藏大家之列。
琵金顿藏品包罗万象，既有中国各地民窑烧制的宋代单色陶瓷，反映当时文人雅士含蓄高雅的品位，亦有明清两朝于江西景德镇御窑厂按照历代帝王喜好烧造的青花及彩瓷。珍藏中最瞩目的莫过于明代瓷器，包括来自15世纪初景德镇御窑厂全盛时期标新立异的佳器逸品，亦有清乾隆一朝宫廷办造处御制的精致玉器和摆件。
琵金顿首件中国工艺藏品是购自伦敦Mayfair区古董商的鼻烟壶，乃赠予其妻子莫琳（Maureen）的圣诞礼物，自此展开了收藏之旅。1960年东方陶瓷学会举行了一场重要的宋代工艺品展览，这极有可能是吸引琵金顿收藏的契机之一；同期伦敦苏富比亦举行了英国收藏家罗素（Charles Russell）珍藏的专拍，琵金顿手上两件最重要的宋瓷之一——耀州青釉刻牡丹花净水瓶正是购自此场拍卖。
北宋耀州青釉刻牡丹花净水瓶，制于11/12世纪，是琵金顿珍藏中罕见拍品之一，曾亮相1935年伦敦皇家学院展览，该展览为历来最重要之中国艺术品展。现存文献仅记载一例可比，现属波士顿美术馆馆藏，制于同期，与本瓶并不相同，应为独立设计。佛教画像，多绘观音手持净水瓶，故本瓶颇具佛家渊源。直立式瓷器，制作及加饰较为费时，烧制时占窑中位置甚多，耀州窑鲜有出品。此件净水瓶著录于1931年罗伯特·霍布森（Robert.L.Hobson，1871～1941）的《伦敦私人收藏中国陶瓷》一书中。
罗伯特·霍布森是当时最受尊敬并多产的英国学者之一。1897年他进入大英博物馆工作并为其服务40多年。最初，他的兴趣是欧洲陶瓷，但很快将研究方向转于亚洲艺术，尤其是中国部分。他的第一部重要的中国陶瓷专著，是1910年在伦敦伯灵顿美术俱乐部举办的展览图录；其后1915年，他出版了《中国陶瓷》，可为经典开山之作。1921年，霍布森在大英博物馆升任亚洲部负责人，并在西方被视为研究中国艺术之泰斗级人物。
琵金顿还珍藏有一件明永乐青花缠枝牡丹纹净水瓶，高足造型独特繁丽，耀眼夺目，为永乐一朝之稀珍，数世纪后，其祥瑞寓意，更得乾隆帝敬仰赏爱。净水瓶非日常使用之器，于宫廷中亦仅作礼器之用，唯可见于少数重大祭典场合，其造型大异于当朝茶酒执壶，独树一格，历代瓷器中罕有能与其聘美者。塑造如此独特器形，窄颈宽腹，细流纤长笔挺，需瓷人巧心熟技，反映了永乐朝景德镇御窑造瓷水平之精妙高超，然烧造成功者，为数极少，包含此瓶仅三例存世，均为永乐青花御瓷，其一为清宫旧藏，现存北京故宫，另一例则曾为赵从衍珍藏。
净水瓶器形原应取材金属器，其来源仍备受学术界讨论，一说近似水烟筒下部，然烟筒内部藏输烟管，以水滤烟，净水瓶流接合器身下部，内部结构明显不同。另说应类长颈净瓶之用，唯传统净瓶长颈纤纤，不似净水瓶有流，仅以瓶口作为唯一开口，控制固定出水量。净水瓶高足细流，流口沿环饰类同金属器制，永乐瓷虽大量取材各式中东金属器形，且可见类同中东细流瓶器，仍无完全比例相同亦无持把之例。器形相近者，唯有年代略晚之印度金属水瓶，无持把用以持壶就口饮水，而口不需接触壶嘴。
北京故宫藏净水瓶，应曾用于佛教祭典，永乐帝崇佛，曾诏命烧造大量瓷器用以礼佛，此瓶应是其一。礼器尚白，景德镇御窑亦曾致力烧制单色白釉净水瓶，虽无完整器传世，但在景德镇珠山御窑遗址，明永乐早期地层出土了一件白釉净水瓶残片，连同一件白釉僧帽壶，原作为藏传佛教祭祀之用。
琵金顿的这件明永乐青花缠枝牡丹纹净水瓶来源于英国的诺顿（H.R.N.Norton），诺顿既是一个古董商，又是一个收藏家。据说诺顿曾将他多余的资金都投在了收藏上，其中大多数是宋和明初的瓷器。20世纪60年代的艺术品市场上占主导地位的是明代器物，尤其是明早期的青花瓷器。根据吉拉德·雷林格对中国艺术品市场的研究，那10年内售价最高的8件陶瓷都来自明代早期。他指出：“在1.65万到2.73万英镑之间，没有任何欧洲的器物可以与它们比肩，无论是那些与它们同时代的，还是那些来自瓷器工厂鼎盛时代的。”诺顿的中国陶瓷和玉器收藏，其中包括数件重要的明代代表性器物，在1963年以近10万英镑的价格拍出。
苏富比亚洲区副主席、中国艺术品部国际主管仇国仕（Nicolas Chow）表示：“琵金顿的珍藏有不少稀有珍品，此等珍品如今于市场同时现身，可谓千载难逢。此珍藏乃瓷器收藏黄金年代的‘时间囊’，当时适逢瓷器鉴藏知识和品位大幅提升，一批出色古董商的出现更满足了藏家对顶尖逸品的渴求。本次拍卖将为现今藏家提供一次难得良机，观摩中国瓷器收藏史上一个独具慧眼的藏家之珍藏。”
事实上，以1900年英国伯灵顿美术俱乐部举办中国早期陶瓷展为契机，英国成为收藏中国艺术品之重镇。收藏家乔治·尤默福普洛斯展出他的汉唐陶俑，向英国广大群众介绍这种新发现的中国艺术品，获得良好的反应。这次展览可以说是具有历史意义的转折点，它改变了西方人只认知中国外销瓷的局面，开启了高古陶瓷在国际市场的地位，奠定了陶瓷收藏的正统观念。同时，这也是乔治·尤默福普洛斯等西方收藏家首次展示自己的藏品，加深了之后西方收藏家、学会、博物馆三者联系。可以看到英国对中国陶瓷的研究，是建立在考古发掘的基础上，并广泛利用本国和海外的收藏，结合历史史料，进行的实证探讨，有一定的科学性和学术性。虽然也存在一些认识上的不足，但有先行的开拓作用。
伯灵顿俱乐部的展览之后，西方的收藏家与学者更为紧密合作，逐渐将中国陶瓷器进行划分：早期陶瓷、明代陶瓷、清代到清晚期陶瓷、粉彩瓷器等。西方的学术体系建立是先由私人收藏家们开始。当时西方的博物馆对于中国的东西是没有系统性的，甚至可以说没有中国的艺术品，所以需要借助收藏家的藏品来厘清中国陶瓷、中国艺术的历史脉络。而博物馆则可以为收藏家们提供学术上的帮助和研究，就像第一代学者霍布森与第一代收藏家乔治·尤默福普洛斯、大维德爵士、亚历山大等人的密切合作，进而又影响到教育。如大维德爵士1930年出资设立的伦敦大学亚非学院“中国艺术与考古教授”席位，建立的中国艺术大学学位课程，不仅是英国第一个中国艺术学位课程，也是英国第一个艺术史学位课程。此等风气直接影响着琵金顿他们这些第二代收藏家，因此在英国尚可见到具有学术规模的专业收藏。
香港苏富比将于2016年4月6日春拍期间呈献英国仅存著名瓷器私人珍藏之一“赏心菁华——琵金顿珍藏重要中国瓷器及工艺精品”，其雅蓄涵盖唐、宋、明、清等朝代，荟萃逾千年中国制瓷历史之精华，以及当中工艺发展的重要里程碑，记载的不单是中国瓷器的演变，更是中国历史的发展。
记者 李晶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