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感谢在过往人生中有幸遇上的许多静谧的翠柳、绵软的猫们和美丽的女性。如果没有那种温存、那种鼓励，我基本不可能写出这样一本书。”2014年4月底，村上春树的短篇小说集《没有女人的男人们》在日本出版发行。据说，到目前为止，销量已经超过了50万册。时隔一年，同样是4月，中译本出版。
“此前我出的短篇集是《东京奇谭集》。那是2005年的事。所以这是时隔9年的短篇集。那期间断断续续写了几部长篇小说。不知何故，没产生写短篇小说的念头。但迫于需要，去年（2013）春天久违地写了短篇（《恋爱的萨姆沙》），意外觉得乐在其中（所幸写法没有忘记）。这么着，夏日里我转而心想差不多该集中写写短篇了，毕竟长篇也写累了。”村上在日文原版前言中这样写道。
也就是说，书中的第六篇《恋爱的萨姆沙》是他最先创作的，继而才有了另外六个短篇。其中四篇在日本颇有影响的综合性文艺月刊《文艺春秋》首发，《山鲁佐德》一篇刊于原东京大学文学部教授柴田元幸主办的“新感觉”文艺刊物MONKEY。同名的《没有女人的男人们》则是在该书结集时专门所作。
至于为什么要选择这样的主题，村上并没有给出明确的答案。“一来那种具体事件近来并未实际发生在我的身边（谢天谢地），二来我也没见过那样的实例。我只是想把那类男人的形象和心情急不可耐地加工敷衍成几个各不相同的故事。”或许还是应该用灵感作答。
他曾说自己每每在集中写作短篇小说时获得的最大快慰，莫过于可以在短时间里将各种手法、各种文体、各种语境一个接一个地尝试下去，可以从不同的角度对同一主题进行立体式审视、追索、验证，可以用种种人称写种种人物。时至今日，村上已经有10部短篇集：《去中国的小船》（1983）、《遇到百分之百的女孩》（1983）、《萤》（1984）、《旋转木马鏖战记》（1985）、《再袭面包店》（1986）、《电视人》（1990）、《列克星敦的幽灵》（1996）、《神的孩子全跳舞》（2000）、《东京奇谭集》（2005），以及《没有女人的男人们》（2014）。其中，后三部作品中的故事都分别以同一主题一以贯之。《神的孩子全跳舞》关于1995年神户地震；《东京奇谭集》围绕都市生活者的奇谈怪事；《没有女人的男人们》，如题。
村上在2014年11月就这本书的出版接受日本《每日新闻》独家采访时说：“在这里，‘孤绝’成为一个主题。尽管中心是男人失去女人的故事，但较之具体的女性，莫如说是由于‘对自己必不可少的东西’的缺失而深深怀有‘孤绝感’这一处境的表象。年轻时的孤独可以事后修补或挽回，但超过一定年龄，孤独就成了近乎‘孤绝’的东西。我想描写与此相似的光景。我也已经60多岁了，觉得可以一点点写这种东西了。”
“2003年初我和村上第一次见面的时候，他告诉我人人都是孤独的，但不能因为孤独而切断同众人的联系，‘而应该深深挖洞。只要一个劲儿向下深挖，就会在某处同别人连在一起’。”林少华认为，在前15年的创作中村上一直在挖这样的洞，将挖洞的过程、辛劳、感受和思索通过小说创作倾诉出来。而在15年后创作的《奇鸟行状录》、《海边的卡夫卡》和《1Q84》第一部、第二部等作品中，村上开始将笔锋指向日本黑暗的历史部位和“新兴宗教”这一现代社会病灶，表现出追索孤独的个体同强大的体制之间的关联性的勇气。借用村上本人的说法，即表现出在高墙与鸡蛋之间站在撞墙破碎的鸡蛋一边的社会担当意识。到2009年出版的《1Q84》第三部，村上又将笔锋逐渐收回，及至新作《没有色彩的多崎作和他的巡礼之年》，回归到“挖洞”作业——通过“深深挖洞”而希求“在某处同别人连在一起”。这部短篇小说集，村上彻底回归到解剖自己而非解剖体系的创作之中。
因此，在这本书中，我们得以见到村上春树往日创作的影子，一如既往对细节的经营，以及存在其中的细小的美学要素等等。不同的是，“村上以往作品中的消失，用村上的话说，大多——当然不是全部——‘几乎不含有悲剧性因素’。不含有悲剧造成的痛苦，而仅仅是一种不无宿命意味的无奈，一丝伴随诗意的怅惘，一声达观而优雅的叹息。在这里，失去女人的男人们的孤独已不再是可以把玩的温吞吞的相对孤独，而成了拒绝把玩的冷冰冰的绝对孤独”。林少华认为，“第二点不同的是，这部短篇集中的大部分主人公任凭对方失去、消失而不再设法寻找。说起来，村上以往作品的主题，较之消失，更侧重于寻找”。
如果让林少华来决定，这本短篇小说集《女のいない男たち》的中文版应该会以“失去女人的男人们”为题出版，而不是我们现在看到的《没有女人的男人们》。“书名虽然直译为‘没有女人的男人们’，但通读之下，觉得‘失去女人的男人们’在内容上与之更为接近。作为汉语，‘没有女人’有可能意味着一开始就没有，但书中的男人们并非如此。有，失去了，或快要失去了……”抛弃粗暴的直译，而寻找其背后的意义，这是典型的“林译”。通读书中的7个故事，也确是如此。但最终，这本书的中文版还是和海明威的短篇小说集同名了。至于村上是否真的在向海明威致敬？这倒也并不是解读他作品的关键问题。
“林译”的卷土重来
村上1979年出版处女作《且听风吟》，1989年冬天，林少华在中国社科院外国文学所李德纯先生的推荐下，开始翻译《挪威的森林》。他用了两三个月交稿，该书由漓江出版社出版发行，首印是3万册，到1993年四次印刷，大致10万册，也算不上多么畅销。
真正的“村上热”是从1998年开始的。当时，出版社将《挪威的森林》和《寻羊冒险记》、《世界尽头与冷酷仙境》、《舞！舞！舞！》，以及短篇集《象的失踪》一起作为五卷本村上精品集推出，销量可观。于是，后来上海译文出版社一口气买下了17本村上作品的版权，此后又不断追加，算上《没有女人的男人们》已经有42本。其中，林少华独立翻译的作品共41本，只有这本最新的短篇集，7篇故事中他翻译了第一篇和第六篇，并撰写了译后记，其他故事由5位译者各译一篇。这是翻译村上春树作品25年来，林少华第一次与别人合译。也是在《当我谈跑步时我谈些什么》、《1Q84》以及《没有色彩的多崎作和他的巡礼之年》等作品由“新经典”获得版权并交由施小炜进行翻译，以及与此同时集中出现了大量对“林译”的质疑声之后，林少华重新操刀。用他自己的话说：“林译卷土重来。”
三联生活周刊：时隔许久都没有看到“林译”的村上春树之后，为什么这一次你会接受与其他5位译者共同翻译这本短篇小说集？
林少华：出于我对文学翻译性质的认识和某种“洁癖”，过去我几乎从不与人合译。这次合译，并非我的选择，更不是主译、主编什么的。
三联生活周刊 ：你认为多个译者可以让读者看到多样的村上春树么？
林少华：文学翻译，一人一样，百人百样，而原著只有一样，村上春树也只有一个，究竟谁译的符合原样？这只能交给读者体味和判断了。或许，这也是文学翻译的一个妙趣吧——但愿读者从中读出种种妙趣，以不负出版社的良苦用心。
三联生活周刊：曾经有一段时间，你的译本遭到了很多非议，你怎么看待那些负面的评价？
林少华：当时确实苦闷、纠结了一段时间。但大凡做事，总有人批评，这很正常。我早已不年轻了，这点儿常识还是晓得的。问题是对拙译村上的批评有不少有违常识。那是从关于村上谈跑步的一本随笔集被另一家出版机构买走版权时开始的。一夜之间，原本大体好端端的“林译”忽然变得人不人鬼不鬼了。起始我还是从翻译批评角度认真对待的，但不久发觉其中掺杂了太多的商业因素和非理性因素，于是决定装聋作哑。好在白纸黑字摆在那里，高下优劣自有公论。当然不是说我的翻译没有问题。没有问题的翻译，天底下哪儿都好像没有，关键是怎样性质的问题。恕我狂妄，在村上文体独特韵味和整体审美效果的传达上，至今有哪位超过了拙译？不着眼于此而死抠个别字眼是否符合辞典标准释义，那还是文学翻译和文学翻译批评吗？
三联生活周刊：你认为理想的翻译应该是什么样的？最重要的是什么？
林少华：翻译文学作品要有文学悟性，这样才能让文字从纸上跳起来，带有心跳、体温和种种表情。而若没有悟性、灵性，文字势必死死地贴在纸上，拎都拎不起来。说到底，翻译是一种特殊的母语写作。如果一个人不能用母语写出像样的文章，基本不大可能搞出像样的翻译。
当然也要对原文语言有感觉。非我自吹，翻译当中我几乎从不用查字典，两种语言的置换是在瞬间完成的。如果一个劲儿抓耳挠腮、搜肠刮肚，那样的操作过程，难免影响文气、灵气，影响整体艺术气氛的传达。不过，这并不意味我不字字句句苦心经营。我说话可能有些狂妄，但做起事来相当谦恭。到现在为止我都不用电脑，是所谓真正的爬格子。
三联生活周刊：刚才你谈到自己在文学翻译时有某种“洁癖”，基于译本的完整性考虑也好，基于大量翻译一位作家作品时投注的感情也好，在《当我谈跑步时我谈些什么》这部随笔集之后，包括《1Q84》等长篇新作打破了此前村上作品只有你一人译介的局面，你对这件事的接受是个怎样的过程？
林少华：这件事是有些遗憾的。一位外国优秀作家的作品由同一位受到认可的译者来翻译，由此带来的译本完整性是非常值得珍惜的。这是因为艺术气质和笔调都能一拍即合的译者和作者相遇的概率很低。可惜事情的发展总会节外生枝。那么对此我是如何让自己获得解脱的呢？两个办法。一个是在观念上让自己深信：人世间没有遗憾的人生是不存在的。人人追求完美，但遗憾如影随形——我们的人生便是在二者的缝隙中溜走的。另一个是靠自己写。写学术论文，回归教书匠和学者本分；写散文随笔，近年来为一二十家报刊写过专栏。已结集出了5本书。如此写着写着，遗憾就一点点自行淡化消失了。这里引用村上多年前的短篇集《旋转木马鏖战记》中的说法大约是合适的：“人不能消除什么，只能等待其自行消失。”
三联生活周刊：你曾经两次见到村上，依照你写下的回忆性文字，似乎你们的关系并不是我们想象中的那样“铁”，谈话时彼此都是客客气气的……
林少华：由于我翻译村上，20多年来译了40多本，就有不少人猜想我和村上关系很“铁”，问我和村上见了几次。见时村上请我吃了多少道“料理”，喝了多少瓶威士忌，以及有多少艺伎作陪。我说只见了两次，见时既无“料理”又无威士忌，艺伎更是影都没见着。对方于是显得大为失望，甚至说村上真不够哥儿们。说实话，我也失望。我多么希望村上君请我去东京最有情调的“料亭”（高级日本料理店）吃着最考究的“怀石料理”（日本关西名菜），喝着最高档的日本清酒，身旁有最漂亮的艺伎明抛媚眼暗送秋波进而贴贴靠靠啊！甚至希望他陪我去箱根泡两天温泉临走再送一个250克重的日元“红包”。然而没有，真的没有，不是我得了好处就忘，或担心“愤青”朋友骂我汉奸而隐瞒不报。
也不能说中国人期望值过高。若我是村上君，村上君是林少华且大老远跑来，敝人笃定请他去青岛最好的饭店吃满汉全席。第二天即使上午课不上、下午政治学习不参加也要陪他去崂山一游。也不光我，大凡中国人都会这样。可是村上君没这样。见面地点是在他的事务所，隔着一张餐桌大小的圆桌相对而坐，两个算不上绝代佳人的女秘书中的一个端来清茶，我一杯他一杯，边喝边谈。后来我看了也译了他的一些随笔，得知他在现实生活中的确很少请吃，也很少吃请。或许在他看来，吃就是吃，没有更多的附加含义。
三联生活周刊：在最初翻译村上的作品时，你会觉得和他以及他的作品之间存在隔阂么？
林少华：我觉得没多少隔阂。虽然我们生活环境截然不同，但那都是可以超越的。翻译是一种间接体验。何况我翻译村上时已经研究生毕业当大学老师了，无论想象力、感受性还是知识结构都有可以与之对接的部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