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蓉慧
眼下这个时刻，对硅谷来说可能是个转折点。
看上去，近期的新闻头条都在Uber身上。一位叫作Susan J. Fowler的离职员工写博客讲述了自己在Uber工作的一年里遭到上司性骚扰，向公司HR投诉却得不到实际帮助的故事。接着，Alphabet旗下的无人驾驶汽车公司Waymo起诉Uber和Uber收购的无人驾驶汽车公司Otto盗取其无人驾驶汽车核心技术。今天，年初加入Uber担任高级工程副总裁的Amit Singhal离职了，原因是Singhal在入职时没有表明去年从Google离职与被指责性骚扰有关。
Uber是目前估值最高的硅谷创业公司，一举一动备受关注。但更本质的原因，在于这些事件揭开了硅谷不为人知的一面，即人们普遍认为代表了创新、开放、理想主义的硅谷的阴暗面。
Uber的职场性骚扰事件并非特例。从Amit Singhal的新闻可以看出，这位曾在Google工作15年、掌管Google搜索业务的关键人物在Google工作的后期被指责对女员工性骚扰。他对此予以否认。科技媒体Re/Code称消息人士表示提出性骚扰指控的女员工不愿公开事件，加上Singhal主动离职，所以Google选择低调处理。
至于歧视女性的问题，你可以看一部叫《编程：消除性别差距》的纪录片。几位被访女性讲述了在硅谷技术公司里，从面试到职场发展，各个阶段被歧视的经历。有一位女性表示自己因为受不了男同事针对女性的言论和不恰当的玩笑，在上报公司得不到帮助的情况下被迫辞职，辞职后还在社交媒体上遭到谩骂和恐吓。
这是一种在硅谷被称为“brogrammer”的隐形文化。从字面上可以看出，brother+programmer，白人男性是硅谷的主导者。在这个群体外的人都可以被视为“少数群体”。关注少数群体在公司的占比，是近两年才开始在硅谷公司受到重视的话题。
另一个根源是，“增长为王”是硅谷的创业规则。从Facebook开始，不少技术公司都有专设的增长团队，任务是“不计一切代价获得增长”。所以你能在有些公司的早期历史中找到一些出格的案例。如Airbnb早期曾在分類信息网站Craigslist没有提供接口的情况下让Airbnb用户同时把信息发布在Airbnb和Craigslist上，帮早期用户获得收入，同时也获得更多Airbnb用户。
不同于Google、Facebook的初创时代，这两年“高估值”“独角兽”就像不停注入硅谷的兴奋剂，追求高估值、物价上涨、被士绅化改造了的旧金山、总统大选，围绕硅谷的话题太多，亚马逊和Snapchat都被质疑过企业文化存在问题，时过境迁后就被人们遗忘了。
即便发生在当下，出于保护公司形象和利益的目的，利益链条上的相关人士往往都选择沉默，例如Uber事件发生、《纽约时报》披露其企业文化问题后，只有两位早期投资人站出来质疑Uber的企业文化，其他更知名的投资人并没有发声。
如果说2016年特朗普的当选让追求民主、平等的硅谷伤心失望，清醒过来后硅谷公司认识到技术改变世界不应该只是硅谷这个小圈子里的狂欢，而应该更多关注硅谷以外的真实世界。对禁穆令的激烈反对强化了硅谷大多数人对开放和多元文化的认同。眼下Uber的性骚扰事件因为Uber的高估值吸引了更多人的关注，也许这可以成为撕开硅谷阴暗面的口子，作为硅谷反思brogrammer文化的契机。
当然，前提是有更多的人关注这些问题，坚持那个明亮的硅谷所树立的价值观。
有点巧合的是，我最近去硅谷红木城参加了一个叫做Startup Grind的行业活动，“什么是真正的公司文化”“如何让公司坚持做正确的事情”是这次活动的主要话题，“估值”和“独角兽”出现的频率大大降低。
一段让我印象深刻的对话是，当主持人问Stripe（从Y Combinator毕业的在线支付公司）的联合创始人兼CEO Patrick Collison创业5年来有没有想过卖掉公司的时候，这个来自爱尔兰的年轻人说，每个公司处于不同阶段时对是否出售的考虑不同，他不认为存在绝对的对错。“但对Stripe而言，我的出发点是问自己，公司如果独立运营下去是否能继续创造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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