贾冬婷
你最想穿越到哪个朝代？——在这个关于理想世界的乐此不疲的追问下，出现最多的答案是宋朝。原因很简单，宋朝并重理想与现实，兼备大俗与大雅，是最适合生活的朝代。
最直观的宋朝生活图景当然是《清明上河图》。它堪称北宋社会的“百科全图”，街道交错纵横，民居鳞次栉比，商铺百肆杂陈，商旅云集，车水马龙，徐徐展开了一幅12世纪初北宋都城汴京清明时节繁盛的市井风俗画。“庶几开卷得睹当时之盛”，正是孟元老写作可与画卷图文对照的《东京梦华录》的原因。这幅画去年秋天在北京故宫《石渠宝笈》特展上的展出曾引发了史无前例的观看热潮，连策展方都没想到，每天会有那么多人顶着烈日排队6个小时，大多数人都是直奔《清明上河图》而去，今人对宋朝的好奇和追慕可见一斑。
与此相对照的一幅场景，是《西园雅集图》。如果说《清明上河图》集中反映了宋朝生活“俗”的一面，西园雅集则是“雅”的象征。在北宋被传为佳话的“西园雅集”，是当年众多文人雅士的宴游场景，包括苏轼、黄庭坚、米芾、李公麟、蔡襄、秦观等聚集在驸马都尉王诜府中，或吟诗赋词，或扶琴唱和，或打坐问禅，同时也形成了以苏轼为中心的文人圈。身在其中的北宋画家李公麟以写实的手法将雅集描绘下来，米芾作序，“水石潺湲，风竹相吞，炉烟方袅，草木自馨。人间清旷之乐，不过如此”。“西园雅集”是古代绘画史中的一个经典母题，后代画家多有摹本或仿作，也是宋人精神的一种延续。
某种意义上，“宋朝热”是姗姗来迟的。宋史专家、北京大学古代史研究中心教授邓小南说，谈起宋朝，通常有一种爱恨交加的感觉。最典型的，是我们的教科书上常说宋代是个“积贫积弱”的时期。“这种认识框架基本是近代以来形成的，包含着当代人的民族情感和反观历史的体悟；对‘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憧憬，往往与对汉唐盛世的怀恋联系在一起。另一方面，则是出于特定的政治文化传统，‘大一统与政权间角力的成败，是国内学界关注的核心问题。”与此形成对照的是，一大批海外汉学家以相对超然的心态去看宋朝，甚至形成了完全两极的评价。比如哈佛大学教授费正清就认为，北宋与南宋是中国历史上最辉煌的时期。他指出，宋代包括了许多近代城市文明的特征，所以在这一意义上可以视其为“近代早期”。汉学家们普遍认为，尽管从军事威力和势力范围来衡量，宋朝是个虚弱的朝代，但就经济和社会繁荣程度而言，宋朝确是中国历史上最具有人文精神、最有教养、最有思想的朝代之一。
有意思的是，如果把中国2000多年的封建帝制对折一下，宋朝正好处在中间点上。很多历史学家相信，在这个对折点的唐宋之交发生了一场“唐宋变革”，中国历史从“中世纪的黄昏”转入“近代的拂晓”。日本史学家内藤湖南在19世纪末最早提出这一观点，“唐代是中世纪的结束，而宋代则是近世的开始”。美国孟菲斯大学教授孙隆基进一步阐释：“在我们探讨宋朝是否世界‘近代化的早春，仍得用西方‘近代化的标准，例如，市场经济和货币经济的发达、都市化、政治的文官化、科技的新突破、思想与文化的世俗化、民族国家的成形，以及国际化等等。这一组因素，宋代的中国似乎全部齐备，并且比西方提早500年。”
邓小南强调从唐到宋“平民化、世俗化、人文化”的社会变迁过程。她认同复旦大学文史研究院院长葛兆光的说法，“唐文化是‘古典文化的巅峰，而宋文化则是‘近代文化的滥觞”。这两者间的区别，用一种较为简单的方式来概括，就是“平民化、世俗化、人文化”的趋势。
从唐到宋都市景观的明显变化，最鲜明地反映了这一趋势。唐代长安城坊格局井然，“坊”是居住区，四周有围墙，有两门或四门供人进出。一般人不准凿墙开设私门，也不准朝着大街开设店铺；“市”是交易区，日中击鼓二百下开市，日落前击钲三百下散市。宋代都城开封和临安则废除了坊市分割，允许面向大街开店，与民居混杂毗邻。城市居民“坊郭户”第一次被列入国家法定的户籍管理分类。965年，宋太祖把宵禁开始时间推迟到凌晨一点，之后完全取消，出现了通宵达旦的夜市。
邓小南指出，两宋时期，文学重心逐渐下移，也是市民文化勃兴的标志。文学重心下移，是指文学体裁从诗文扩大到词、曲、小说，与市井有了更为密切的关系；创作主体从士族文人扩大到庶族文人，进而扩大到市井文人；文学的接受者扩大到市民以及更广泛的社会大众。随着都市经济的发展，市民阶层兴起，世俗文化大放异彩，在道路通衢、瓦子勾栏，有说书的、杂耍的、讲史的，也有街头的饮茶活动。英国历史学家伊懋可甚至评价，“这个时候的中国是世界上城市化水平最高的社会”。
“平民化、世俗化、人文化”趋势更深刻的背景，是一个新的阶层——士大夫阶层的出现。两宋时期偃武修文，需要一个更加庞大的文官体系。于是，通过科举制度，一大批出身更多元化的士大夫阶层，逐步占据了贵族留下来的真空。邓小南说，两宋时期的社会流动，使得当时一批“寒俊”人物崛起，像范仲淹，年轻的时候在山寺里面读书，带去的米不够煮米饭，只够煮粥，这个粥凝结以后要切成几块分几顿吃。欧阳修，家里没钱买纸笔，他母亲教他写字是拿着芦苇秆在沙地上画的。这些人到后来不仅是一流的学者，也是出色的政治家。据统计，北宋时，科举出身的官员占了总官员的40%，而在唐代这一比例只有15%。处在国家和民众之间的士人阶层，也是文明扩张中的重要一环。在朝为官的毕竟是少数，更多受儒家学说熏陶的士人渗透到民间，通过家规、家礼、族规、乡约之类的规定，甚至通过祭祀以及仪式中的戏曲、说唱，将知识、思想与信仰迅速传播，从上层到下层，从中心到边缘。而这些士人也是文化的旗手，其“游于艺”的修养和美学趣味，在“志于道，据于德，依于仁”整体的精神追求中得到提升，风雅成为一时之风。
可以说，相较于中国历史上的其他朝代，宋朝是最接近儒家治世理想的王朝。在佛教和道教的冲击下，宋代的儒学思想家们开始重新认识和理解古典思想，挖掘出了儒家思想中蕴含的人文主义和理性精神，而且在这一过程中也融入了佛教和道教的教义，使儒学理论更加平易近人，也因此真正深入到日常事务和私人生活。到了13世纪，儒学不仅是有教养的上层阶级的行为准则，也在中国历史上第一次成为国家正统的意识形态，进而重塑了整个社会，形成“传统中国”的典范。
诚然，在元朝统一了中国以后，宋代所代表的“近代化早春”就中断了，历史发生了某种程度的回潮。不过，邓小南教授认为，从近代的“人心”“政俗”来看，无论是政治理念、思想文化方面的创新或是因循，宋代带来的影响，都深深地渗透在中国社会的肌体之中。特别是儒家的复兴，德国宋史学家迪特·库恩指出，许多脱胎于宋代儒家思想的社会准则和价值观念，在之后的漫长岁月中，加速促进了中国社会的变革。而其中不少具有民族典型性的文化特征，时至今日，依然熠熠生辉。
今天的人们为什么爱宋朝？我们在这一期封面故事里解读了宋朝的一系列关键词——《东京梦华录》、西园雅集、宋词、山水、茶、书院，试图通过微观视角去探究背后的原因。而深入其中，越发体会到两宋文明到达的高度，正如陈寅恪先生所言：“华夏民族之文化，历数千载之演进，造极于赵宋之世。”
我们“穿越到宋朝”的路径，或者说，今天与宋朝的连接点，是一种“生活美学”。一方面，是当今的生活和艺术正发生“审美的泛化”“生活艺术化”，与此同时，“艺术生活化”，艺术与生活界限的日渐模糊。追本溯源，中国本土的思想传统里面，艺术与生活、创造与欣赏从来都是内在融通的，从一定意义上说，中国古典美学就是一种活生生的“生活美学”。另一方面，则是“审美的升级”，部分由日本美学传递而来的大朴若拙的“侘寂之美”“匠人精神”，都能在宋代器物中找到源头，而宋的极简风格，又能和当代艺术精神相契合。
所以，当我们向自身文化寻找，无论是中国传统文化和审美的高峰，还是艺术与生活通融的生活美学源头，都当推宋朝。特别是宋代士人的修养和美学趣味，通过儒家思想的一脉相承，一直为后世所追慕。如中国社科院文学所研究员扬之水所说：“两宋是培养‘士气的时代，前此形象与概念尚有些模糊的‘文人‘士大夫，由此开始变得清晰起来。政治生活之外，属于士人的一个相对独立的生活空间也因此愈益变得丰富和具体。抚琴、调香、赏花、观画、弈棋、烹茶、听风、饮酒、观瀑、采菊、诗歌和绘画，携手传播着宋人躬身实践和付诸想象的种种生活情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