潘向黎
20世纪70年代初，我还是学龄前稚童，父亲便开始让我背诵古诗。
听上去平淡无奇——如今谁家孩子不从“鹅鹅鹅”开始背诵几十首古诗，好像都不好意思说幼儿园毕业了。但是相信我，在那个年代，这也算是逆时代潮流的举动。我带着一点违禁的提心吊胆，开始读父亲手写在粗糙文稿纸背面的诗词。
我背的第一首诗是“白日依山尽”，然后是“床前明月光”和“慈母手中线”。然后，应该是王勃的《送杜少府之任蜀州》。在我的心目中，这首诗有的地方好理解，有的地方我完全不明白。什么是“城阙”？什么叫“三秦”？“宦游人”是什么？繼续背，“海内存知己，天涯若比邻”。当时我还没有见过海，“海”字让我想到的是父亲所在的上海。既然一年只能在寒暑假见父亲两次，上海一定非常非常远，那是“海内”还是“天涯”？
我背诵的第一阕词，对一个小女孩来说，是非常生硬突兀的——岳飞的《满江红》。后来我不止一次想过，如果我有女儿，即使不让她背李清照、柳永，至少也会选晏殊、周邦彦吧？现在的我对当年的父亲笑着说：“爸爸，你也太离谱了。”当时因为这阕词生字多，我背得很辛苦。等放暑假，父亲回来了，居然没有抽查这阕词，让我暗暗失望。那时候，因为常年不在一起生活，我有些敬畏父亲，竟不敢自己主动卖弄一下，背给他听。
按现在的养育标准看，我还在襁褓中时，父母就被迫分居两地，我的整个童年父亲都不在身边，心理阴影该有多大啊。幸亏父亲不在的时候，有他亲手录的古诗词陪着我。
父亲出差给我带回一套唐诗书法书签。“千里莺啼绿映红，水村山郭酒旗风。南朝四百八十寺，多少楼台烟雨中。”这首诗我很喜欢，但是不太明白杜牧到底想说什么。读着读着，眼前好像出现了一个画面，像在去上海的火车上看到的烟雨朦胧的田野那样，我被一种奇异的感觉笼罩了，觉得整个人在昏暗中闪闪发光。我独自惊喜了一会儿，又有一点隐隐的担忧：怎么读不出要人上进的意思？
等到可以天天见到父亲，我已经不需要再问，我自己明白：把千里之外的景色“拘”到读诗人的面前，让人觉得优美，置身其境，这个诗人便可称得上手段了得，这首诗的价值已经足够。诗不一定要用来包裹人生道理，不说“苦寒”，单纯写梅花也是可以的。明白了这一点，我有一种被赦免的轻松感，从此便自由自在地选择自己喜欢的诗词来读了。
我十二岁那年，随母亲移居上海，全家团聚。仿佛一下子海阔天空了，我可以很方便地从父亲的书架上接触到许多古典诗词读本，而且编选者都是真正的大家。也就是在这些诗词选里，我第一次看到在书上随手标记、评点的做法——父亲在这些书里，用铅笔、红铅笔、蓝色钢笔做了各种记号（估计是每读一遍用一种颜色的笔标记，有三种颜色表示至少读了三遍）。
父亲觉得好的地方，会画圈。若是句子好，先画线然后在线的尾巴上加圈；整首好，则在标题处画。好，一个圈；很好，两个圈；极好，三个圈。觉得不好，是一个类似于拉长了的顿号那样的一长点。父亲画三个圈的情况自然不多，所以每次遇到，我都要整理衣裳、清清嗓子，认认真真地读上几遍。有时候我会忍不住对父亲说，某一首诗真是好，我完全同意他的三个圈。父亲大多只是笑笑，并不和我展开讨论。那是20世纪80年代，他忙着准备讲义和伏案著书，我虽然到了他眼皮底下，他却常常没空理我。于是我也只能用在书上点点画画写写的方式来抒发自己的读后感——父亲破天荒地允许我在他的书上做记号，当然只能用铅笔。父亲在苦熬他的文章或者讲义，我虽然就坐在他对面，但是不敢打扰他，只能在他读过的书里通过各自的评注和他“聊天”。
一天，我捧着一本古诗站到父亲面前，破釜沉舟般地对他说：“这首诗，我不同意你的观点。”惜时如金的父亲有点抵挡不了，想早点溜进书房：“以后再说吧。”我不依不饶：“你给我五分钟。”于是父亲坐了下来，听完我机关枪扫射般的一通话，想了想，说：“虽说诗无达诂，不过你的观点好像比我当年的更有道理。”没等我发出欢呼，他又接着说，“哪天我去看朱先生，带你一起去吧。”朱先生是父亲特别尊敬的老师朱东润先生！我又觉得自己整个人闪闪发光起来。
就在那一天，我觉得自己长大了。
（宋正怀摘自腾讯《大家》栏目，本刊有删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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