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康延
民国教科书的封面，曾经满布残垣断壁，这或许是全世界课本中仅有的，丑得何其凄美悲壮。孩子们识字之初已看到家国凋敝。他们小小的书包，分担着自己民族的重负。
民國的学生课本，各家出版社都可自由出版，良性竞争。1932年，出版教科书最多的上海商务印书馆突遭日军轰炸，印刷所和5层楼的东方图书馆藏书尽毁，其中中文书26.8万余册，外文书8万余册，包括古今中外各科学术参考书，以及大量的中华孤本、珍本、善本。创始人张元济看着废墟上漫天的纸灰，泪水滚落，说：“工厂机器设备都可重建，唯独我数十年辛勤搜集所得的几十万册书籍，今日毁于敌人炮火，从此在地球上消失了……”当时一位日军司令说：“烧毁闸北几条街，一年半年就可以恢复。只有把商务印书馆这个中国最重要的文化机构焚毁了，它才永远不能恢复。”
商务印书馆在百废待兴中先印国难版教科书，封面采用各种被摧毁的建筑图片，以宣悲愤，以警后世。“民国二十一年（1932年）一月二十九日，敝公司突遭国难，总务处、印刷所、编译所、书栈房均被炸毁，附设之涵芬楼、东方图书馆、尚公小学亦遭殃及，尽付焚如，三十五载之经营毁于一旦。迭蒙各界慰问，督望速图恢复，词意恳挚，衔感何穷。敝馆虽处境艰困，不敢不勉为其难。因将学校需用各书先行覆印，其他各书亦将次第出版。惟是图版装制不能尽如原式，事势所限，想荷鉴原，谨布下忱，统祈垂察。上海商务印书馆谨启。”
时任商务印书馆总经理的王云五痛苦万分，萌生退意。“但是他一转念，敌人把我打倒，我不力图再起，这是一个怯弱者。他又念，一倒便不会翻身，足以暴露民族的弱点，自命为文化事业的机关尚且如此，更足为民族之耻。此外他又想起，这个机关三十几年来对于文化教育的贡献不谓不大，一旦消灭，而且继起者无人，将陷读书界于饥馑。凡此种种想念，都使他的决心益加巩固。他明知前途很危险，但是他被战场的血激怒了，不觉其危险。他明知前途很困难，但是他平昔认为应付困难便是最大的兴趣，解决困难也就是最优的奖励。”（《十年苦斗记》）王云五和同人重振雄风，当年8月1日，商务印书馆恢复生产。他亲自刷写大字标语，悬挂在印刷厂的外墙上：“为国难而牺牲，为文化而奋斗！”路人为之动容。11月时商务印书馆即已恢复“日出一书”。当时胡适在给王云五的信中写道：“南中人来，言先生须发皆白，而仍不见谅于人。”
1929年至1937年，商务印书馆出版由王云五主编的《万有文库》系列，以低价精品小册子，广启民智，共1721种，为收藏《万有文库》而新建的图书馆不下2000家。这一壮举，被美国《纽约时报》称赞，“为苦难的中国提供书本，而非子弹”。
多年后，我寻访老课本，去了商务印书馆总部，总编室还挂着张元济先生的一副对联：“数百年旧家无非积德，第一件好事还是读书。”我各处寻找上海商务印书馆大楼被毁前后的资料，唯见日本人拍得清晰。
2017年，商务印书馆120周岁。两个甲子悲欣，一段往事如烟。
有些痛，烙在封面，力透纸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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