席慕蓉
年少的时候，在家中，父母都是用蒙语交谈。只能听懂几个单字的我，有时候会故意去捣乱，字正腔圆地向他们宣告：“请说国语。”母亲常常就会说：“好可惜！你5岁以前蒙古话说得多好！”
1989年8月底，我在父亲的祝福之下，开始了我的溯源之旅，从北京向内蒙古高原前行。
和我一起出发的还有好友王行恭，远在德国的父亲又特别请托了他的忘年之交——居住在北京的蒙古族诗人尼玛先生给我们带路。
尼玛特意到机场来接我们，陪我们在王府饭店安顿好行李之后，天色已近黄昏。他就带我们直奔位于市区另一端的中央民族学院，说是那里刚好有个晚会，一方面是在北京工作的内蒙古同乡一年一次的联谊，一方面也是款待从各地前来参加蒙古史诗《江格尔》研讨会的学者。
会场里人很多，空气不太流通，灯光也不够亮，对我来说每个人都是第一次见面，包括尼玛。所以，尽管我努力去适应这个新环境，慢慢地还是觉得有点力不从心，于是我想法子找到一处比较空旷、也还算安静的角落坐了下来。
坐定之后，往周围一看，原来早已经有三位男士坐在那里了。那三位男士大概和我差不多，都是觉得有点疲累的远客，只是衣着不同。
我穿的是寻常的城里人穿的衣裙，他们却都穿着蒙古袍子，紧紧勒着腰带，头戴毡帽，脚下是长筒的靴子，衣冠齐整，正襟危坐。他们那被草原上的太阳晒得很黑、被高原上的风霜侵蚀得皱纹满布的面容上，有一种很奇怪的肃穆和漠然。看见我这个闯入者微笑着对他们点头致意，他们三人也只是稍稍欠身还礼，然后继续沉默着，不发一语。
我可是忍不住了，第一次见到从草原过来的内蒙古同胞，我很想和他们攀谈。于是，我侧过身去用我有限的蒙古话向他们问候：“您好吗？”
原来漠然的眼眸忽然都重新调整焦距，他们的目光都向我专注地望了过来。我心中一热，又急着说了两句蒙古话来自我介绍：“我也是蒙古人。我的父亲和母亲都是蒙古人。”
在昏黄的灯光下，有些什么忽然在我的眼前变得非常明亮。他们三个人几乎同时向我展现的笑容，都是那样天真而欢欣，充满善意，一切暗藏着的藩篱都在那个瞬间撤除得干干净净，只因为，我说的是我们共同的母语。
当然，这之后的交谈，我那几句蒙古话是绝对不够用的。不过，我可以找一位住在北京的内蒙古同胞来帮忙翻译，他们也不会在意了。好像那最初的几句话已经成为我的护照，让我从此可以自由地进出他们的世界——那一片曾经因为遭受过无数的挫折与伤害，因而严密设防的大地。
果然，他们来自遥远的天山，是土尔扈特人，而且是用一生的时间来记诵和演唱《江格尔》史诗的艺术家、民间诗人。蒙古人尊称他们为“江格尔齐”。
他们心中珍藏着卫拉特先民的文化瑰宝。一代又一代传诵下来的英雄史诗，已快要失去生存的空间，直到最近这几年才得到学术界的重视。是否因此，在他们布满风霜的面容之上，才会流露出那种内在的肃穆以及外在的漠然？
这种神情，普遍出现在内蒙古自治区许多牧民的脸上。可是，只要我用蒙古话开口问候，那藩篱就会自动撤除，然后灿烂温暖的笑容就会出现。
有一次，我用开玩笑的语气问一位教蒙文的教授：“这些牧民怎么就凭我这几句蒙古話，就轻易地相信了我？”
想不到他正色回答：“你现在虽然说不出几个句子，可是每个字的发音都很标准，我们的耳朵一听就知道。你要晓得，在母亲怀中学会的语言，有些细微的差异，别人是学不来的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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