苗炜
电影《肖申克的救赎》里，有个角色叫瑞德。他在监狱里被关了40年，每过10年，就有一个政府官员来问他：“你改过自新了吗？”到第40年的时候，他被问烦了，说：“我不明白什么叫改过，你是问我后悔了吗？”官员说：“你后悔了吗？”瑞德回答：“每天都在后悔。我想和当年那个犯罪的小伙子谈谈，谈一些做人的道理，可那小伙子已经无影无踪，只剩下我这么个老家伙。”
在这段台词中，瑞德使用了文学作品中常见的一种修辞手法，把年轻时的自我当作另一个独立的个体。当年犯罪的小伙子就是他，但随着时间的推移，那个年轻的自我陌生化了，像是另外一个人。这种体验大概只有上了年纪的人才会有吧。
这种修辞手法有时也会变成一种虚构手段。我们来看看卡波蒂的小说《米丽亚姆》。大概情节是这样的，米勒太太61岁，独居，给自己做饭，偶尔抽支烟。有一个下雪天，她出门去看电影，在电影院遇见一个叫米丽亚姆的小女孩。女孩银白色的头发、淡褐色的眼睛，米勒太太对她很有亲近之感，因为米勒太太的闺名也叫米丽亚姆。一周后，夜晚11点，米勒太太听到有人敲门，是小女孩米丽亚姆不请自来。她在米勒太太的房间里检视一番，吃了份三明治，然后离去。两天后，小女孩又来敲米勒太太的门，这一次她带了一个大纸箱子，她说，要搬到米勒太太的公寓里来。米勒太太被这个小女孩惹恼了，她去叫看门人，要把小女孩赶出去。看门人来到米勒太太的公寓，发现屋里并没有别人。小女孩米丽亚姆不过是米勒太太的幻覺，那是她年少时的样子，或者是她幻想中的她年少时的样子。
小说将这种与年轻自我的相遇变成一个非常戏剧化的场景。实际上，我们大多数人，到了一定的岁数，并不会像米勒太太那样出现幻觉，而是会在一瞬间，轻松又不无伤感地看到那个年轻的自己。诗人辛波斯卡是这样说的：“我也做过小姑娘，我当然认识她。我有几张她的照片，我对她写的一两首诗，感到又逗又可怜。”
文学领域一个很常见的说法是，作家与诗人，大多是长不大的小孩，他们本来就有孩子气的一面。关于这一点，诗人泰德·休斯是这样说的，每个人内心深处都有一个孩子，在成长的过程中，我们构建起一个“第二自我”来应对外部的冲击，保护那个“孩子”。然而，人生的风雨袭来，“第二自我”溃不成军，“内心中的小孩”毫无防备地被推向前线。我们的孤独与无助，都是内心中的那个小孩在受苦。
泰德·休斯这个说法太矫情，人总是要成长的，总会变成一个懂得负责的大人，不再哭闹。一个孩子变成一个大人的过程，就是他不断抛弃孩子气的过程。一个青年也会慢慢变成中年人，所谓青春永驻不过是个没意义的说辞。美国作家菲茨杰拉德，就曾经描述过他与年轻时的自我相会的一个瞬间。一个沧桑的中年人，在一个自由舒展的环境下，追溯昔日梦想，而此时的菲茨杰拉德已来日无多。我把这段文字抄录到下面，希望你也能体会到生活如梦如幻的时刻——
20年代中期的某个凌晨，我在熹微的天光中驾车沿滨海崖路行驶，整个里维埃拉都在脚下的大海上熠熠闪光。极目远眺，我能看到蒙特卡洛，但那时并不是旅游旺季，也没有俄国大公在蒙特卡洛赌钱——我在眺望的其实不是蒙特卡洛。我的目光径直回望到那个鞋底垫着硬纸板、踯躅在纽约街头的小伙子的心里。我又成了他——在那个瞬间，这个早已没有梦的我居然有幸能分享到他的梦，时不时地，在某个纽约的秋天早晨或者卡罗来纳的春夜，四周静得能听到邻村的犬吠，我也能静悄悄地靠近他，让他好不诧异。然而，只有在那个唯一的、转瞬即逝的时刻，我和他才合二为一，志得意满的未来和风尘仆仆的过去才能彼此交缠——在那个绚烂无双的时刻，生活似乎成了一个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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