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娟
我妈是擅于到来的人。她出现在我面前的时候，总是伴随着坏天气和无数行李。
她冒雪而来，背后一个大包，左右肩膀各挎一个大包，双手还各拎一个大包——像一个被各种包劫持的人。
一见面，顾不上别的，她先从所有包的绑架中拼命脱身。气儿还没喘匀，就催着我和她去拿剩下的东西。我跟着她走到楼下，看到单元门外还有两倍之多的行李。
我妈为我带来的东西五花八门，其中最值得一提的是两根长棍。
准确地说，应该是两根小松树的树干——笔直细长，粗的一端直径比网球略大，细的一端直径比乒乓球略小，大约三米长……难以想象她是怎么把这两根树干带上班车的。
要知道，在当时，所有的班车都不允许在车顶装货。
放进下面的行李仓？也不可能。放到座椅旁的过道里？更不可能。况且她还倒了三趟车。总之这是“千古之谜”。
她把这两根树干挂在我的阳台上方，让我晾衣服。她骄傲地说：“看！细吧？看！长吧？又长又细又直！我找了好久才找到这么好的木头！真是很少能见到这么好的……”于是就给我带到阿勒泰了。
是的，她扛着这两根三米长的树干及一大堆行李，倒了三趟车。没有候车室，没有火炉。她就在省道线或国道线的路口等着。前不着村，后不着店。她守着她的行李站在茫茫风雪之中。不知车什么时候来，也不知车会不会来。
头一天，她也在同一个路口等了半天，又冷又饿，最后却被路过的老乡告知班车坏了，要停运一天……但第二天，她仍站在老地方等待，心怀一线希望。
世界上最强烈的希望就是“一线希望”。
后来车来了。司机在白茫茫天地间顶着无边无际的风雪前行，突然看到前方路口的冰雪间有一大團黑乎乎的东西。据他的经验，应该有三到五个人在那里等车。可是走到近前，却发现只有一个人和三到五个人的行李。
总之，她不辞辛苦地给我带来两根树干。她觉得这么好的东西完全配得上城里人，却没想到，城里人随便牵根铁丝就能晾衣服。
后来我搬家了。那两根树干实在没法带走，便留给了房东。不知为什么，我当时一点也不觉得可惜。
又过了好几年，搬了好几次家，最后我打算辞职。我妈说：“你要是离开阿勒泰的话，一定记得把我的木头带回来。”……那时，我才突然间感到愧疚。
我告诉她早就没了。她伤心地说：“那么好的木头！那么直，那么长，关键是还那么细！你怎么舍得扔了！”却丝毫不提她当年把它们带到阿勒泰的艰辛。
那是2003年左右，我在阿勒泰上班，同时照料生活不能自理的外婆。工资600块，200块钱交房租，200块钱存到冬天交暖气费，剩下200块钱是生活费。也就是说，我们的日子过得相当紧巴。
我妈第一次来阿勒泰时，一进到我的出租屋，第一件事就是把所有房间的30瓦灯泡拧下来，统统换成她带来的15瓦的。
第二件事是帮我灭蟑螂。
那时我不敢杀生，后果便是整幢楼的住户都跟着遭殃。
我妈烧了满满一壶开水，往暖气片后面猛浇。黑压压的蟑螂爆炸一般四面逃窜，被沸水冲得满地都是。
接下来的行程内容是逛街。乡下人难得进一次城，她列了长长的清单。然而什么都嫌贵，最后只买了些蔬菜。
菜哪儿没卖的？但是阿勒泰的菜比富蕴县的便宜。
她还买了几株带根的花苗。天寒地冻的，她担心中途倒车的时候花苗被冻坏，便将它们小心地塞进一个暖瓶里，轻轻旋上盖子。
她每次来阿勒泰顶多待一天。一天之内，她能干完十天的事情。每次她走后，家里好像撤走了一支部队。
走之前，她把她买的宝贝花苗慷慨地分了我一枝。我家没有花盆，她拾回一只塑料油桶，剪开桶口，洗得干干净净。又不知从哪儿挖了点土，把花种进去，放在我的窗台上。因为油桶是透明的，她担心阳光直晒下土太烫了，对根不好，特意用我的一本书挡着。
她走后，只有这盆花和花背后的那本书能证明她曾来过。
而我，我最擅长离别。积年累月，我圆满完成过各种各样的离别。
我送我妈离开，在客运站帮她买票，又帮她把行李放进班车的行李厢，并上车帮她找到座位。
最后的时间里，我俩无话可说，一同等待发车时间的到来。那时，我想起很久很久以前的另一场离别，旧时的伤心与无奈突然涌上心头。
我好想开口提起那件事，我强烈渴望知道她当时的感受，却无论如何都说不出一句话来。
此时此刻，彼此间突然无比陌生，甚至感到微微尴尬。
我又想，人是被时间磨损的吗？不是的。人是被各种各样的离别磨损的。
这时，车发动了。我赶紧下车，又绕到车窗下冲她挥手。就这样，又一场离别圆满结束了。最后的仪式是，我目送这辆平凡的大巴车带走她。
然而，车刚驶出客运站就停了下来——高峰期堵车。
最后的仪式迟迟不能结束。我一直看着这辆车，好恨它的平凡。
我看着它停了好久好久。有好几次，我强烈渴望走上前去，走到我妈窗下，踮起脚敲打车窗，让她看到我，然后和她重新离别一次。但我终究没有。
（雪 茹摘自《文汇报》2017年6月27日，刘志刚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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