程盟超
81岁的法官弗兰克·卡普里奥顶着一头柔顺的头发，披着整洁的黑法袍，端坐在法庭的审判席上。他在八旬高龄时走红美国网络，靠的不是端庄严肃，而是对一桩桩小案件出人意料的审判。他的拥趸称他为“最温暖的审判者”。
衰弱的脑癌患者因急着买药，匆忙中把车停在了路边，卡普里奥听完前因后果，大手一挥就撤销了违章处罚，还祝福对方好起来。囊中羞涩的大学生委屈地说，交了违章罚款就没钱交学费了，卡普里奥慈祥地看着他，安慰地告诉他可以延后交罚款的期限。
这些场景出现在美国ABC电视台Caught in Providence的直播节目（这档节目完整记录了普罗维登斯市法庭审判的过程——编者注）中。从2000年起，节目开始记录卡普里奥的日常工作。大部分由他经手的交通罚款、环境纠纷等轻罪案件，都不加剪辑，每周两次向公众播放。
在此之前，他已经是当地德高望重的审判者，1985年被市议会任命为首席法官，并在之后连任6届。“按照这东西判案挺容易的，”卡普里奥曾经拍着手边比砖头还厚的法典讲述自己的经验，“可判案的是人，不是这本书。要做到真正的公平正义，法官还要有理解和同情。”
他曾经感慨，市政法庭是大部分普通民众接触司法系统的唯一窗口，如果让人觉得法律只是冷漠、吓人的东西，那就太糟糕了。“法律要维护社会的底线，人心才会温暖。”如何在法规之外作出更多带着人性的审判，卡普里奥摸索了60年。
60年前，他自己也经历着难熬的时光。他的祖辈是从意大利来到美国的第一代移民，靠着摆水果摊勉强维持着全家的生活。父亲觉得他聪明伶俐，曾经饱含期待地和他说，将来他可以做个律师，为穷人辩护。
卡普里奥依靠打3份工赚来的钱，供自己读完大学，不负父亲的期待，成了家族的第一位大学生。之后，他当律师、检察官、法官，“从来没有试图从穷人那里收钱”。时间长了，他发现人的眼睛可以说明一切，有的人眼里充满真诚，有的会闪现绝望。
看着这些和当年的自己类似的人的眼睛，卡普里奥总充满感情。他说，审判和处罚，是为了让这些人得到教育，变得更好。如果雪上加霜，带来仇恨，那就适得其反。
他掏出笔和纸，同第一次驾车违章的高中生约定，如果他能考上大学并顺利毕业，罚金就会被取消，否则就要追回。一脸惊喜的年轻人连声向卡普里奥道谢，老头子却又开始在纸上记录，“4年之后，我可会派警察来核查！”
面对还没有工作，因赶着去英语学校而违章的外籍女工，他也毫不犹豫地取消罚单。只要女工愿意继续学英语、找工作，并且不再违章，他就不再追讨罚款。
有人质疑他作秀、不尊重法律；还有人觉得，对每件小案件都要判断是否值得法外开恩，实在太累了。
可卡普里奥从不生气，还在网络直播间和网友交流自己的看法。“任何一个愿意为一张罚单走上法庭的人，这张罚单对他而言都不是小事。”“如果我既能免了他的罚单，还能让他记住不再违章，又能给他生活的其他方面带来一点帮助，我觉得这是最棒的。”
他也不是没被人伤害过。一个纠缠他人进行乞讨的乞丐曾经20多次出现在法庭上，每一次，卡普里奥都将他无罪释放。最终，他再也没有在普罗维登斯乞讨。卡普里奥在大街上遇到打扮整洁的他，高兴地主动打招呼。可这人却向卡普里奥炫耀，如今他坐火车去波士顿乞讨，赚的钱是以前的3倍。
想要利用这位老爷子的善心的人不少。有人和他说，没交罚款是因为工作太忙；还有人胡扯，自己驾车超速是因为新鞋太夹脚了。这些时候，卡普里奥也会生气地驳斥。
镜头中，卡普里奥的招牌动作是单手扶着额头，顾自烦恼，并嘀咕着“怎么办”。有的被起诉者确实走到了绝境。卡普里奥说，他“必须给这些人在法律和人情间找一个平衡点”，不能让一场判决压垮他们的人生。
一个被谋杀了孩子的母亲在他的法庭上失声痛哭。孩子被杀了，名下却还显示最近一月的社会保险欠费。她赶去社保局处理孩子的欠款，车上被贴了一张违章罚单。去申请法律援助的路上，她心绪不宁地停错了车，又多了一张罚单。
随后，这位倒霉的母亲因交不起房租，被房东勒令搬家，闹到法院又败诉。绝望的她在法庭上哭红了眼，“房东拿回了房子，可我的生活只剩下罚单”。卡普里奥紧皱了一下眉头，把罚款总额从400美元減到50美元。那位母亲抽泣着感谢，说这个数目她还付得起。
卡普里奥追问了一句：“交完罚款，你还剩多少钱？”回答是5美元。
他几乎只犹豫了一秒，便说：“我是不会让你只剩5美元离开的，我要取消对你的所有处罚。”
人们很少见这位大法官板起脸来。少有的一次是在一场大学毕业典礼上，有学生问作为嘉宾的他，如何看待自己从事的工作。
这位老人以法庭上鲜有的严肃对着台下的学生说：“当我自己爬上了成功的阶梯，责任就是把梯子放下去，让更多人爬上来，而不是任他们跌下去。我一生只做了这一件值得称道的事。”
（秋水长天摘自《中国青年报》2017年7月1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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