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建永
我究竟是不是1977年冬季高考宁夏考生中作文最高分的获得者？40年来，这个传言一直存在，但无法证实。疑虑始终笼罩在我心中，迷雾重重。
但我能確定的是：1977年10月21日下午6点30分，我正坐在北京开往银川的169次列车上，广播中的头条新闻是“关于中共中央决定恢复高等学校招生考试的通知”。
那一刻，列车正盘旋在军都山连绵的群山中。
那年，我20岁，在宁夏贺兰山下大武口的工厂里当电工。
在接下来不到50天的时间里，我身处人生中最昏天黑地的日子——白天去工厂上班，夜里挑灯复习。直到1977年12月10日早晨，走进决定命运的考场。
那年高考一共考4门，政治、语文、数学、史地。
我没上过高中，而且数学本来就很差，所以我把赌注全压在了语文和史地上。
这是有原因的。
就在4年前，我毫无准备地下乡了。
当时，我觉得我要做一个人生的决定：未来干什么？
在星空下思考了半天，我坚定地认为，未来我要当作家，或者记者。
之所以这样决绝，是因为我从小喜欢看书，刚上小学就能饶有兴致地阅读《参考消息》。
在我身处的那个贫寒荒芜的少年时代，凡能找到的书我统统读过，甚至连《赤脚医生手册》也读得津津有味。当许多同学视作文为畏途时，我早就轻松越过。上初中时，我甚至不打草稿地用整整一个作文本写了平生第一篇小说《炉热心红》。
下乡的我因为确立了宏大目标，自然迸发出惊天地泣鬼神的干劲，玩命读书并假装玩命思考。我甚至一字不漏地抄录过吉林大学出版的《文艺学概论》。
我开始认真写起了小说，而且一口气就写了两万多字，起名“麦场风波”。
多年以后，每当回想起那篇胡编乱造的东西我还会脸红。
但是，当时的我却有勇气把它寄给《宁夏文艺》。
几个月后，《宁夏文艺》编辑部居然给我寄来信函，邀请我参加“宁夏工农兵短篇小说作者学习班”。
尽管那篇小说越改越糟糕，但从知青岁月开始的写作训练却成为我人生中最重要的财富。
高考前，我们也热衷于猜题，比如，语文试卷中占分最多的作文会出啥题目？
我不大擅长写议论文，于是我就备战记叙文。
而“难忘的……”一定是一个重点题型。
高考第一天上午考政治，下午考语文。
那年西北的冬天特别干燥寒冷。
午后，当我走进考场时，对语文抱着必胜的信念。
卷子发下来了，果然是记叙文，题目是——难忘的一天。
我早已胸有成竹，选择了那个极其独特的历史时刻：1976年10月6日，粉碎“四人帮”那天。
因为当时我刚好在天津，亲眼见证了人们在海河两岸敲锣打鼓上街欢庆的情景。
我疯狂地写，脸上全是汗，写着写着把棉袄脱了。我一直写，一直写，写得握笔的手都僵了，写到最后我哭了。
我只觉得教室里的光线逐渐暗淡，周围寂静无声。
等到我写完，抬起头来，发现教室里只剩下我和监考的两个老师。
我没有检查，就直接交卷了。
1978年早春二月，我收到了录取通知书。
于是，漫卷诗书，一路东行，回到我出生的城市天津，成为南开大学中文系七七级新生。
（如 是摘自《博客天下》2017年第11期，李晓林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