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浩月
我从上海一家影院里跑出来，找到网约车，冒雨赶往酒店，心中带着一点儿焦虑和犹疑。下车后，我快步进入酒店大堂，约我在这里见面的四哥已经等了一个小时。他几乎用“一把抓”的方式认出我，尽管我们已经有近三十年没见面。
神秘的四哥
我出生在山东临沂最南端的一个村子，村名叫大埠子。往南四五公里，就是江苏的地界。
四哥大约两年前加我为微信好友。此前他给我打过两三通电话，主要内容就是介绍他是谁，讲述他与我的童年往事。他热情地说起他与三叔喝酒的时候常常谈起我，我也很热情地回应着，内心却疑惑：“这是从哪里跑来的四哥？”
四哥也姓韩，但与我没有血缘关系。我自打成年之后，脑袋里装的东西太多，许多童年记忆都被覆盖了。我忘了很多事，忘了很多人，自然也不太记得同村的四哥。但在他一把抓住我的肩膀和手的时候，一股熟悉又亲切的气息扑面而来——那是属于大埠子的味道。
在大埠子这个无比偏远的小村庄内部，有许多无法用文化或者传统来解释的事物，它们隐秘、幽冷，令人不敢触碰。
四哥带来了大埠子的故事，也将那个在我心中逐渐淡化的村庄复活了。
死亡的阴影
四哥比我大四五岁，上小学的时候，正赶上饥荒年代的尾声，家里米缸空空。有一天四哥放学回家，发现家里堂屋门紧锁着，大人在湖里（耕地里）干农活。被饥饿折磨得百爪挠心的他，搬起半边门，硬生生挤开一条缝，钻了进去。
家里任何角落都找不到现成可吃的东西，但这难不倒四哥。他眼睛一亮，发现了母亲腌制的一盆咸菜疙瘩，于是一个个吃了下去，直到吃得整个胃几乎要被胀破。
咸菜含有亚硝酸盐，这是常识，但很少有人相信，咸菜吃多了会要人命。四哥那时年纪小，大半盆咸菜下肚，亚硝酸盐开始侵占他的五脏六腑。直到天黑大人们回家，才发现四哥昏倒在地上，不省人事。
据四哥描述，昏迷期间，他仅剩下微弱的呼吸，心脏的跳动也几近停止。村里的赤脚医生把能用的办法都用了，没有任何效果。等待四哥的命运，是被抛弃。
死亡从未在大埠子缺席。这个鼎盛时期有着两千多人的村庄，时不时会有离奇的死亡发生，这无不考验着村里孩子们脆弱的胆量。
四哥的父亲在赤脚医生放弃治疗后，又请来邻村一位名叫张道中的中医。此人远近闻名，尤其擅长针灸。四哥的身上被密密地扎了一层银针。一周过去了，没有反应;十天过去了，还是没有苏醒的迹象。那位有名的中医也没有办法，不再上门。
父亲不忍心儿子就这么斷气，在没有一个人支持他继续救治的情况下，每天用棉絮蘸水给四哥擦洗身体。他认为，这样可以让那些“咸菜”慢慢流失掉。空闲的时间，他就跪在床边祈祷。第十五天，四哥有了一些好转的迹象。第十六天，四哥苏醒了过来。
四哥说，父亲给了他两次生命。因为这件事，他成了父亲最疼爱的孩子。不过，这段特别的父子情感，也为日后埋下了巨大的痛苦。
世道艰辛
也许是因为咸菜中毒事件，四哥的智力受到一定程度的影响，在青少年时代，四哥的脑瓜一直不太好用。但从鬼门关夺回一条命的四哥，从此知道了命运的沉重，开始学着强力扭转自己的人生。那个时代，改变命运的最好方式就是上大学。但对一个家贫如洗的孩子而言，上大学是一件多么遥远的事情。
和许多农村孩子一样，四哥的大学梦是用自己辛苦的血汗、牛马一样的付出，甚至一次次苦苦的哀求换回来的。他第一年参加高考就上榜了，分数足够读当地唯一的大学，却因为交不起学费，白白浪费了那张录取通知书。四哥开始了打工生涯，流浪到河南焦作，他想攒一些学费复读，准备第二次参加高考。
1992年夏天，四哥的弟弟和同学一共三人，决定从临沂扒火车去看望在河南焦作打工的四哥。车过兖州的时候，他们被联防队员抓了起来。那时正值打击“盲流”的高峰期。那些未经允许离开乡土、盲目进入城市求生的人，常被地方政府以此名义抓捕收容，甚至发生过不少“盲流”死于收容站的事件。
弟弟一行三人被抓后，没有立刻被送往收容站。联防队员命令他们脱掉上衣在院子里罚站，他们如果能坚持四个小时，就放他们走。在阳光下暴晒四个小时，很容易丢掉性命。弟弟问，能不能换一种惩罚。联防队员取来一桶五升装的水，说如果他们中的一个人能一口气把这桶水喝下去，他们就可以走。
弟弟选择自己来尝试这个新惩罚。喝水之前，他哭着哀求，喝水的时候，千万不要打他的肚子，那么多水喝下去，一拳下去肚皮很有可能爆炸。联防队员默许了。弟弟艰难地喝完了那桶水，这场惩罚也就此过去了。
到达焦作与四哥碰面后，弟弟讲述了这件事，几个人抱头大哭。四哥说，他当时怎么也想不明白，世道怎么会这样艰辛，活着怎么会如此不堪。
四哥和弟弟几个人决定回乡，又一起扒火车踏上回程，巧的是，在兖州再次被抓住了。联防队员还认得弟弟，任凭四哥怎么说自己是准备考大学的学生，怎么哭诉农家子弟出门多么不容易，仍然换不来联防队员的同情心。最终在暴晒和喝水这两种惩罚之间，四哥挺身而出，喝完了那桶水，忍着胃部的剧痛上路。
回到大埠子见到亲人，叙说这一来一回的遭遇，所有人又一次抱在一起大哭。
成为老板的四哥
我在上海见到的四哥，已经是一位老板。数年前，他在重庆开了一家公司，专事汽车配件经营，如今他已身家不菲。
这次四哥来上海谈业务，偶然知道我也在上海，就改了行程，要见我，和我讲他的故事。“我愿意跟你讲这些事情，跟别人我不愿讲。”四哥说。
成为老板的四哥讲了一些行业黑幕，以及他从一无所有闯出来的代价。
不到五十岁的四哥说，他最大的愿望，就是再挣一点钱，带嫂子环游世界。
嫂子比四哥年轻差不多十岁。恋爱的时候，四哥谎报了自己的年龄，少说了七八岁，等嫂子发现时已晚了。
但四哥说，能骗一时，骗不了一世，如果嫂子想离婚，他愿意净身出户，把所有资产都留给她。嫂子拒绝了他的建议。理由是，他小时候吃咸菜中毒，脑瓜有毛病，担心她走了之后，四哥承受不住。不知道这算不算甜言蜜语。
四哥身材高大，声音洪亮，成为老板后，走在街上和别的老板没太大差别。但很少有人知道他这代农村孩子经历的苦难。
悲剧的烙印
对许多人来说，乡村是一枚烧红了的烙铁，在一个个鲜活的生命上，留下深深的烙印。无论过了多久，这个烙印依然会隐隐作痛。哪怕后来进入城市，拥有了所谓的风光生活，这些人身上的悲剧烙印，也不会轻易消失或愈合。
四哥一生最大的悲痛，不是吃咸菜差点丧命，不是考上大学交不起学费没法上，也不是在烈日下喝掉五升水，而是父亲的去世。
在四哥的母亲去世之后，父亲的生活一下子就空了。他独自生活在村子边缘的一个小院里，陪伴他的是一只画眉鸟和一条狗。两年前，画眉飞走了，只剩下狗。
四哥的父亲去世那天，大埠子村下了一场仿佛可以覆盖一切的大雪。有人发现他居住的小院着了火，想去救时，已经无法靠近。等到火熄灭，父亲被发现倒在煤球炉上，还保持着坐姿。
在前一天，四哥的父亲去大哥家要钱，没多要，要一百，这是每个儿子应付的抚养费。大嫂没给这笔钱，说家里太穷，拿不出来。
父亲转身去了二哥家。二嫂没说不给，而是说，就算贷款也得给这一百块钱，可是总得把款先贷出来吧。
四哥的父亲走了，没有再去三哥家。据村里人分析，父亲回屋后开始喝闷酒，喝多了不慎倒在煤球炉上。也有人说，父亲是故意倒在煤球炉上的，因为母亲曾说过，希望去世后能不被火化，保留一个全尸，今后和父亲葬在一起。父亲觉得，这样就可以不用去火葬场了，既可以保留全尸，又为儿子们省一笔火化费。
父亲只是不想活了
其实四哥的父亲根本不缺钱，四哥每月都会从重庆汇来足够多的生活费，逢年过节也都会寄钱、寄东西。但父亲觉得，自己有五个儿子，不能只让老四拿钱。被两个儿媳妇拒绝之后，父亲的心凉了。他也终于给自己的不想活找到一个合适的借口，自行决定消失于这个世界。
在父亲去世当夜，四哥在自己家里体如筛糠，汗出如浆，如洗澡一般。他以为自己感冒了，便躲进被窝里，以为睡一觉就会好。后来才意识到，父亲曾把自己佩戴了几十年的一块玉送给他，那块还浸着父亲体温的玉，让父子之间有了一种超越时空的联系。父亲用这样的方式，对他最疼爱的孩子宣布了自己将告别这个世界的消息。
第二天，四哥在开会时接到来自老家的电话。放下电话，他坚持开完了会，但一个字也没听进去。
他没有在第一时间回大埠子，而是处理完公司的大小事务，在第三天才往家赶。他没及时回，是因为他恐惧;回，是因为他知道自己终究无法逃避要面对的一切。但是，他也因此成为家族的罪人。
一个从小承受了太多苦难的孩子，在成年后是不会哭的，因为眼泪已枯竭。
四哥有深深的、说不出来的悔恨，但也相信，万事有命，命运不可阻挡。
四哥说了两件事，让我觉得震撼，甚至以为是假的、根本不可能发生的事。
第一件，是那只飛走两年的画眉鸟，在父亲去世的当天飞了回来。有人说，它是来给父亲守灵的。果然，画眉在父亲棺前盘旋了三个晚上，到父亲出殡那天，飞走了。
第二件，是父亲养的那条狗，在出殡那天，只要看到戴孝的人就摇尾作揖，看见没戴孝的人就狂吠不已。以后每当四哥回乡给父亲上坟时，小狗见到四哥，第一个动作就是作揖。怕我不信，四哥翻出手机里的一张照片。那条看上去很平常的土狗，真的立起后腿，用两只前腿给四哥作揖。
四哥说，父亲出殡那天，大埠子下起了大雪。大雪又一次把整个村庄覆盖，一切纯洁如初。
（步步清风摘自《财新周刊》2017年第28期，刘志刚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