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烨捷
程不时已经87岁了，他手中的小提琴也有100多年历史了。但是站上舞台，他就是清华大学上海校友会艺术团的“扛把子”。
他是国产大飞机C919的技术顾问、中国第一代大飞机运-10的副总设计师。曾在清华大学音乐室修习“和声作曲课”的他，负责合唱团各个声部、器乐乐谱的编写工作。
他用的小提琴是二手货。1948年，父亲不知道从哪里搞来这把琴送给儿子，琴上刻着它上一个主人的名字，落款时间是1914年。
那时，程不时刚刚读大二。他读的是航空系，一心想为中国造最牛的飞机。为此，他毕业后辗转北京、沈阳、上海多地，从没有一套真正属于自己的房子，除了宿舍，就是公房。在上海，他如今住在一套只有3个小房间、进门就是厨房的老公房里，房子正在进行外立面翻新，尘土飞扬。
程不时和他的小提琴
老得墙上掉皮的家中，灰尘甚至爬满了那把伴随他半个多世纪的小提琴。每次站上舞台前，程不时都要小心翼翼地拂去小提琴上的灰尘。
他用小提琴拉出的是《我爱你，中国》。2017年6月初，在《出彩中国人》的舞台上，他和艺术团的其他成员正是靠这首歌杀出重围，并在8月初的决赛中，获得这个节目的最高荣誉大奖“特别贡献奖”。
站在舞台中央，艺术团成员的平均年龄是72.3岁。当年从清华大学汽车拖拉机专业毕业的小姑娘黄雅岚，因为黄斑病变几乎双目失明。她看不见眼前的话筒，也看不见乐谱，需要用手握住话筒才能感受与话筒的距离。张利兴将军1965年毕业后，就去了新疆马兰核试验基地，工作了整整50年，去年才刚刚回到上海。
那个时期，清华大学最火爆的专业是工程物理和工程化学，前者司职“造核武器”，后者司职“处理核污染”。到了毕业分配时，无论是上海人、北京人，还是福建人、广东人，第一志愿一般都是黑龙江的安达——那里是建设祖国的最前线。
毕业于清华大学土木工程系的刘西拉是艺术团的团长。他还记得，班上有个小个子女生，死活要去安达，最终被分配到中建三公司工地上。男生都爬不上的电线杆，这个小女生往上一攀，“刺溜”一下，就上去了。有一次要把钢筋往楼上搬，零下40摄氏度的氣温，她急得脱掉手套徒手掰钢筋，手上的皮都掉了一层。有个福建男生也执意去了东北，刚到那里时，连一条秋裤都没有，冻得只能连套好几条裤子。
毕业选择去新疆的孙勤梧，已经与清华大学校友“失联”35年了。入学40年同学聚会时好不容易联系上，他却给大家回复：“收到你们的邀请信我太高兴了，但是我的收入不能支付我坐飞机的费用。如果坐火车来，又没有那么多的时间。”后来，是全班同学凑钱给老孙买了往返机票。
聚会那天，已经是领导干部、专家学者的同学们把最中间的位置留给老孙。一桌子的菜已经上齐了，最中间的主座始终空着，没人动筷子。
当满头白发的老孙最后一个到场时，大家都震惊了。当年的青涩少年，在新疆伊犁工作了半辈子后，已经满脸沧桑，完全看不出从前的帅气模样了。但老孙自始至终都表情淡定，他早就接受了现实。
“他觉得没什么，每个人人生际遇不同，这很正常。新疆需要他，他就过去，并没有做出错误的选择。”刘西拉说。
如果没有舞台上的聚光灯，他们的生活看起来和普通老人没多大差别。刘西拉从清华毕业后曾在20世纪80年代从美国拿到博士学位，并获得美国土木工程结构最高研究奖——雷曼·瑞斯科学研究奖。他和妻子陈陈是新中国成立以来第一对从美国获得博士学位回国的夫妻。如今，他在上海交通大学的一方讲台上，从14点一直站到17点30分下课。每天中午、晚上，他与老伴儿一起，从康平路上的老公寓，走到上海交大徐汇校区“吃食堂”。
直到这次站在中央电视台的舞台上，刘西拉才难得吐露心声：“不需要你知道我，不渴望你记得我，我把青春献给祖国的山河。山知道我，江河知道我，祖国不会忘记我。”
刘西拉和妻子陈陈（东方IC供图）
刘西拉当时在学校里学了11年。到分配工作的时候，自己怎么也不好意思在志愿栏里填上妻子的老家上海。最后，刘西拉被分配到成都工作，妻子在德阳。决定去向的那天是一个寒冷的冬天，迎着北方的大风，两个人第一次走进东来顺，吃了一顿涮羊肉以示庆祝：“就在四川安家吧。”
程不时毕业后也辗转各地，等他来到上海安家时，他在上海最为繁华的静安区分到一套三居室的老公寓，没有客厅。他家对面，是静安区最早一片豪华小区，目前二手房均价每平方米超过12万元。
因为家里房子太小，连续一个多月，为了准备合唱团的演出，程不时只能到星巴克点一杯咖啡，磨上一整天。
他在咖啡厅和破旧屋子里编出来的乐团乐谱，实在说不出有什么特别——传统的合唱团礼服、传统的合唱唱法、传统的小提琴和钢琴伴奏……可是谁也没想到，这首普通得不能再普通的《我爱你，中国》，竟然通过互联网迅速走红。有一次，程不时应邀到北京讲课，对方看到他带过去的小提琴，爱不释手地说：“就是这把琴啊！太美妙了。”
实际上，程老觉得这把琴没啥大不了的。琴弦早就换了几十回了，有的弦丝上还有些轻微的锈斑，琴身是老木头做的，“很多伤”。经历过战火纷飞的年代，它就是一把保养得很一般的老琴。
程不时对抗日战争的记忆至今清晰。1937年7月7日，“卢沟桥事变”爆发，刚满7岁的他开始了逃难生涯。从山东，到河南，再到湖北、湖南、广西，日本人打到哪里，他就得搬家。初中的时候，这个亲眼见过日军飞机轰炸中国山村、在桂林防空洞里亲历美日空军空战场面的年轻人决定，长大以后一定要造最牛的飞机。
1947年，清华大学的招生说明会吸引了他。一架漂亮的白色小飞机降落在这所学校的操场上。“就是它了。”程不时认定了清华大学，因为它是当时中国最早拥有航空系的大学。
入学第一天，系主任给同学们上课，主题思想是劝那些没有定力的同学转系。“美国人的飞机全世界最厉害，有美国的飞机在，我们航空系学生的出路不会太好。”
可是程不时没有放弃。刚27岁时，程不时就设计了初教-6国产小飞机。这种飞机非常适合用于飞行表演，2001年时还卖出了200多架。
这一年，71岁的他应邀去了一趟美国，站在自己差不多半个世纪前设计的小飞机的翅膀旁，得意地拍了一张照片。
这张照片，后来被美国一家主流媒体用在报纸上，并配发文章《他来，他见，他胜》。
刘西拉比程不时晚10年进入清华大学。20世纪80年代，清华大学校长有意让他和爱人陈陈去美国普渡大学攻读博士学位。“读一个回来看看，到底难不难。”
初到美国时，要考英文。刘西拉一上来，就选择了更难一些的英语课程，以英文写作为主;他还选了已经进行了一半课程的、挂科率极高的高等材料力学。
美国老师担心他跟不上，劝阻他。结果，两门课程，刘西拉都考了第一名。
回国后的刘西拉夫妇，就面临一家三口要三地分居的问题。其实当时，他的妻子、清华大学工程物理系才女陈陈有出色的钢琴演奏能力，可以在成都得到一份非常体面的钢琴演奏工作，与刘西拉团聚。但她宁可每天和一堆电力机械打交道，也不愿意放弃专业与丈夫团聚。
因为与家人分居，儿子10岁以前，刘西拉没有跟孩子有过多少接触。如今，77岁的刘西拉，英语流利、博古通今、拉得一手好琴，却始终得不到一个独自带孙女的机会。儿子无论如何都要把女儿带在自己身边，他与父亲交涉：“我10岁以前没有与你们生活在一起，我的痛苦绝不让我女儿再感受一次。”
“很少写评论，这群老人真真正正是中国的脊梁。”当这些老人和他们的故事在舞台上亮相时，有网友这样评论。节目中，向来以风趣幽默形象示人的主持人撒贝宁热泪盈眶：“看着他们，我才知道，中国今天为什么会有这样的成就，中国今天为什么能够昂首挺胸地站在世界的舞台上。”
从9岁开始学习小提琴的刘西拉，看不惯现在流行的“艺术特长加分”。他认为让一个艺术特长生进入一所名校学习某个专业，是在浪费这个专业的资源。“专业课程就应该为培养专业人才服务，专业够强，再精通音律和艺术，才能录取。”
“专业”，是刘西拉夫妇最引以为傲的东西，也是程不时夫妇的骄傲。
87岁的程不时记不住自己的结婚纪念日，甚至记不住女儿、外孙女的生日，却能记住新中国每一架国产飞机的型号、研发时间，以及它们各自的优劣。
C919首飞那天，程不时以大飞机顾问的身份到中央电视台参加节目录制。临走時，他看到C919背景板被扔在一边，老爷子二话不说，就把这块背板折了又折，一路夹在胳肢窝里，乘飞机带回上海。
如今，这块已经有些褪色的背景板挂在老爷子书房沙发的后面，成了那个老旧公寓楼里最显眼的装饰。
在他那个老旧的小三居室里，C919背景板不远处，是“客厅”油腻腻的桌面。桌面上只有一口已经烧得变色的铁锅，屋顶上吊扇呼呼作响，一些沉积多年的灰尘随着风扇的转动不时掉落。有《少年报》的小记者组团前来采访这位飞机设计师，回去后在文章中写道：“我从来不知道，上海现在还有这样的房子。”
程不时看到孩子的文章后，给联系采访的老师去了电话。他担心孩子们看了文章后谁还愿意做科学家，因此专门提醒老师：“文章不能这么写，我过得挺好的。”
（孙光星摘自《中国青年报》2017年8月16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