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舒
十六年前，我曾经去过一次木心的故乡——乌镇。
坐的是长途汽车，似乎中途还要换车——换车的地点我已经不记得了。我背着一个小小的书包，心里是出门惯有的惴惴。乌泱泱地上来一群人，说着同样的话，想必都是乌镇人。
他们饶有兴致地看着我，显而易见，我是外乡人。他们终究没有开口问我，彼此都松了一口气。我乐得靠着窗，看这一车人。他们似乎一大半都是相识的，车尾和车头的人大声地打着招呼，大家都习以为常乐呵呵的。
他们讲话，一大半都是叠字，与上海话极其相似，个别词格外嗲媚，但不是苏州话的绮丽，有种天然的质朴。
“今朝哪哈（今天怎么样）？”
“哦少哦少（快点）。”
“到汽车站望活里去（到汽车站怎么走）？”
很多年之后，我读了木心写的《乌镇》，开头和我的经历如此相似。
“坐长途公车从上海到乌镇，要在桐乡换车，这时车中大抵是乌镇人了。
“五十年不闻乡音，听来乖异而悦耳，麻痒痒的亲切感，男女老少怎么到现在还说着这种自以为是的话——此谓之‘方言。
“这里刚刚落呀，乌镇是雪白雪白了。”
我第一次去乌镇的时候，还不知道木心。
我去乌镇，为的是沈雁冰，大家更熟悉他的笔名：茅盾。
提起茅盾，全镇无人不知，却都不知道沈雁冰这个名字。
和七十年前恰恰相反。
七十年前，镇子上的人都知道沈雁冰，却不知道茅盾。
沈家是乌镇的大户，在东栅的一条街上，沈家的房子是最高、最气派的。然而，沈雁冰恐怕是沈家的书呆子少爷，“他们只知道他是写字的”，名气还比不上另一个在《申报》做主笔的严独鹤，“因为《申报》是厉害的，好事上了报，坏事上了报，都是天下大事。而小说，地摊上多的是，风吹日晒，纸都黄焦焦，卖不掉”。有乡里人贸贸然找沈雁冰写状子，结果当然是不行，于是大家又传言“沈雁冰连个状子也写不来”。言下之意，小说家其实是废材。
沈雁冰的邻居孙牧心不这么想。
孙家和沈家在同一条街上，有人传言他们是远亲，其实并不是。沈家的财产襄理是孙家的好友，因为这层关系，孙牧心得以去沈雁冰家借书，借了一本又一本。沈家愿意借给他，不仅仅因为磨不开面子，这个少年虽然不善言辞，借去的书却是有借有还，坏了的部分还补缀装订，还回来的比借去时还好。
孙牧心，亦是乌镇人眼里的异类。他八岁还要丫鬟抱着出门，十几岁时，全然不知人情世故，连东西也不会买。乡里的青年们会传唱上海的流行歌曲，孙牧心呆呆地看着，一句也不会，心里羡慕得紧，嘴上却不说。
他是如此羞涩而骄傲的少年，乃至于见了茅盾，居然开口就说：“我一直以为作家都穷得很。”
因为待客的是巧克力和花旗蜜橘。
茅盾回答：“穷的时候，你没有看见。”
这两个人的对话，古怪而唐突。
一个问，沈先生在台上做演讲的时候，能不能不要用乌镇话讲“兄弟兄弟”，听着难为情。
一个回答，因为不会演讲，只有说乌镇话，好像才不紧张。
这少年简直是唐突而无礼的，对茅盾最大的夸奖，不过是在夸了鲁迅的“文章濃”之后，顺便说“沈先生的学问这样好，在小说里看不出来”。临别时茅盾送书给他，问他可要题字，他回答：“不要不要。”
很多年之后，少年孙牧心已经变成了老年木心。他回忆起这段往事，也觉得自己莽撞，却辩解说，不称呼“伯伯”而称“先生”，“乃因心中氤氲着关于整个文学世界的爱，这种爱，与‘伯伯‘蜜橘‘题字是不相干的”。
木心的第一个偶像不是茅盾，而是林风眠——他的画作里有很多林风眠。很多年之后，陈丹青说木心其实学的是范宽和达·芬奇，据说木心听了激动得很，在马路中间停住说：“被你看出来了啊！”
1946年在上海美专的两年，知情人说，这该是“二十岁的木心人生中的黄金时期。拉开民国末脚和煦的一幕：有谁见过他昨日一身窄袖黑天鹅绒西服、白手套的‘比亚莱兹式的装扮，今日又着黄色套装作‘少年维特状，也许明天换上白裤、白色麂皮靴，摩登到家”。尽管身体不好，他仍然热衷出门，喜欢到霞飞路的亚洲西菜社，吃罗宋汤和小圆面包。
难怪他晚年看到自己少年时的照片，认出来的一瞬间，他喃喃地说：“神气得很呢……”话音未落，他忽然就用手遮住脸，转过头，不可遏制地痛哭起来。
有人说，那时候的木心，不是我们认识的木心，指点江山、激扬文字，热血青年，倒看不出晚年那么风轻云淡。说这句话的是我的一个朋友，我觉得木心没有变过，指点江山和指点文字，本质上其实是一样的，而他的野心，在他的作品里，无论是文字还是绘画，都显露无遗。
他是一个奇特的革命者，一边革命，一边又要“小资产阶级情调”。他说自己是一个无党无派的革命者。因为参与学生运动，他被校方开除，又被通缉，不得已跑到台湾去躲了躲，然后又回来参加解放运动。在部队里，他依旧是特立独行的自由主义者。那一段经历，知道的人很少，他自己的回忆里，只特意写自己一边扭秧歌，一边吐血，血喷在黄色的军装上。
后来木心在外高桥做了国文老师，几乎是隐姓埋名的。
母亲从老家来上海投奔他，家业早已败落，她交出“孙家花园”，企图当个“普通群众”。然而到底不像，来的时候还戴着黑丝网手套，木心看了只苦笑。
在上海的木心，绘画成了工作，文学当作兴趣。他和朋友们聊到深夜，母亲表示不满，他就给门轴上涂了桐油，为的是不在深夜弄出响声。
他想做介子推，这当然是不可能的。很快，厄运来了。
1956年，木心被关进上海第二看守所，罪名是策划偷渡。据说，是因为他得罪了当年上海美专的同学。来抓他的时候，木心一路狂奔，最终甚至“像冉·阿让那样拒捕跳海（高桥嘛），遂被捞起投入监狱”。这是他的第一次牢狱之灾，调查许久，查无实据。出狱前，狱卒忽然来告诉他：“你妈妈死了。”
木心后来说：“我哭得醒不过来。为什么不等到我出去以后再告诉我呢？”
出狱后，木心被收编，生产工艺竹帘画及毛主席立体照片。夏葆元和木心是同事，他们曾经一起聊天。谈到广告，对于五颜六色的广告，木心鄙夷地表示：“反而一副穷相！西班牙的广告一律黑色，贵族气派。”
夏葆元心想：那年代，哪有广告，更不用说西班牙广告。
“文革”一起，木心再次入狱，这一次是因言获罪。据说陈伯达在会上嘲笑海涅，木心愤然而起：“他也配对海涅乱叫。”
关他的地方是“防空洞”，近似地牢。木心说，他有时候会听到人们说“落雨了”，又有人说“买小菜啊”，就想，这一切和我有什么关系呢？有时候又觉得，“我对生又充满了希望”“这种声音简直是从另一世界传来的福音”。
监狱里的犯人每月允许洗一次热水澡。木心说：“当热水直达头颈以下的脊椎，如同死一般舒服。”还有一次，看守允许他到天井放风，木心搁了一块“汰衣裳板”，在冬日和煦的阳光下翻晒起丝绵棉袄来。
明明是在坐牢，是随时会被枪毙的罪名，他倒这样享受。这享受和死亡沾了边。
很多人都死了，自我放弃生命。
坐牢的木心不死，他有活下去的野心：“一死了之，这是容易的，而活下去苦啊，我选难的。”
因为太瘦，有一天夜里，他从栏杆里钻出去了。他想了想，居然又爬回囚禁他的牢笼。
一位同事回忆，1973年某日，他误入“防空洞”，木心拉着他说：“肚子里没有一点油水，你帮我出去买一客‘小白蹄带进来。喏！三角五分拿去。”
这一切“享受”，都与死亡沾边，听起来格外惊心动魄。
他说要写交代，于是拿到笔和纸，结果写的都是自己的东西，散文、诗歌、乐谱，密密麻麻的，如同天书。到墨水快要用完时，他就加点水，然后故意碰翻，狱卒拿来新的，对他说：“别耍滑头，好好交代。”
他密密麻麻地写了六十五万字。
“文革”结束之后，木心在上海工艺美术研究所上班。他总是“戴着鸭舌帽、穿着黑风衣”，大家背后往往称他“老克勒”。也有人对木心开玩笑说，他应该戴电视剧《上海滩》主人公戴的那种礼帽才更有派头，他听了笑得很开心。
很多文章说他是“首席设计师”，其实也不是。他和年轻人相处得很好。据说有一次，正在讨论海派文化与京派文化的问题，杂志编辑部开了一个研讨会，方阳在发言时开了一句玩笑：“京派文化是靠什么设计出来的呢？大概是靠喝白酒吧。海派文化大概是靠喝咖啡设计出来的吧！”会议结束以后，木心笑着对方阳说：“小方，你这段话说得太好了！因为我就是喝咖啡的。”
他时常弄出一副马上就要走的样子，对同事们说：“我是一个远行客。”
他始终是孤独的。他把自己的五十张转印小画给朋友们品评，可是谁也看不出好在哪里。他大为失落，当夜，独坐在小酒馆，喝着惆怅的酒。
不过，后来去办美国签证，他也带着这些画，签证官看了，对他肃然起敬，相信他是一个真正的艺术家。
1982年，木心去了美国。工艺美术研究所的同事们说，这个人，将来肯定会衣锦还乡的，带着美丽的太太。前一半说对了——他一辈子都没有结婚。
刚到美国的木心和所有艺术家一样，生活捉襟见肘。有人愿意为他提供豪华住处，然而需要每个月作画，还要为人捉笔写文，木心当然不肯。
他住在“琼美卡”，听这個名字，多么文艺，像徐志摩的“翡冷翠”。我去纽约时原打算探访，结果朋友们说，独身女子还是不要去的好。
若是就此沉沦下去，变成一个来美国讨生活的人，那就不是木心了。
就像在监狱里，他把自己的烂鞋鞋头用手捏尖，觉得自己像个王子。
他自己做衬衫，自己做鞋子，为了搭配马靴，把灯芯绒直筒裤缝成马裤。他唯一的慌乱，是在马路上吃冰淇淋，奶油融化了落在鞋子上，他蹲下去使劲擦，“因为是麂皮的，很难处理”。
在诗稿的旁边，他也写菜单，从蟹粉小笼到火烧冰淇淋，从金腿雪笋猫耳朵到瑞士新货雀巢牌掼奶油，从采芝斋鲜肉梅菜开锅眉毛饺到沙利文当天出炉的巧克力奶油蛋糕。他是个美食家，会把鸡蛋吃出十二种花样。赚了一点小钱，要去买生煎包子吃，如同在监狱里想念“小白蹄”。
他说：“把生活过成艺术，就能成为艺术家。”
他做到了。但他的野心，并不仅仅是成为艺术家。
他说过，文学是自己的儿子，绘画是自己的女儿。他说，儿子是穷的，然而还是儿子好。所以拿女儿的嫁妆来补贴儿子。
在卖了自己的画之后，他开始写作。
他是一个有野心的写作者。陈丹青后来说，有段时间木心总是犹豫，不肯回乌镇。“他永远在犹豫。后来我才明白过来，他在等大陆出版他的书，看出版后反响如何。他也不肯多写‘文革时的经历，他说，我不喜欢写这些，好像人家出我的文字，是为了那些苦难，而不是因为文字本身。”
他的野心，还在于文学。
一如少年时他在茅盾家和茅盾的那场较量，他骨子里有个榜样，那是鲁迅。
他想做文学导师。
1989年1月15日，木心的文学课开始了。他穿着浅色西装讲课，每次四小时，每两周一次。来听课的都是艺术家，每节课二三十块钱，大概也有补贴老先生的意思。这一讲，就是五年。
印象最深刻的，是木心愕然地对陈丹青他们说：“原来你们什么都不知道啊！”
何止是陈丹青他们，经历了历史洪流的我们，和过去也断绝了来往。对于文学、诗歌、音乐、艺术，我们都一窍不通，嗷嗷待哺。
木心的出现，给我们提供了一个范本。他代表着那个时代。在那个时代里，男子善于妙手著文章，女子也会白描世态炎凉，他们和爱人白日携手出游，夜里把盏到雾重月斜。离家去国，绵长岁月在壮阔山河里游走，是为民国。我们看那个时代，原本是影影绰绰的，看也看不清，而现在，蓦然来了一个木心，所有人都惊艳了。
这惊艳，一半为木心，一半为我们失去的传统。
就像木心自己说的：“古代，群山重重，你怎么超越得过。有人对我说，洞庭湖出一书家，超过王羲之。我说，操他妈。”
木心晚年回到乌镇。那个曾经让他有些失落的故乡，在他归来时，对他的欢迎隆重而热烈。
近千平方米的大宅子里，全是由纽约打包来的19世纪古典风格的家具。与木心相伴的是一名潮男管家、一名清洁阿姨、一名中年厨师、一名保安，还有两条有好听英文名的狗——“一只叫玛利亚，一只叫莎莎。玛利亚比较聪明，莎莎就笨一点。”
他喝西湖龙井、写字、画画，阳光好时偶尔出门散步，有时也抱怨厨师烧菜太咸。
上海的老同事似乎曾经想要来乌镇看看他，木心说：“你们忙，我也忙，算了吧。”
木心宁愿寂寞：“其实我一直生活在自己的世界里。”
我从来没有去过乌镇的木心纪念馆。对于乌镇，我还保留着十六年前的印象。我记得小饭馆里的红烧羊肉，也记得黑鱼汤里浓浓的胡椒味，更记得乌镇人那种矜持的热情——餐馆的老板请我吃定胜糕，眉梢有藏不住的喜悦，原来是儿子考上了大学。“是北大。”他的声音几乎是颤抖的。
那少年倒有些羞涩。对于父亲的骄傲，他逃也似的躲进房间，饭馆的客人们向他道喜，他的脸红到脖子。
我注意到的，却是他手上那本书，乃是一本《世说新语》。
忽然想起陈丹青和阿城聊天，说：“这样子再过若干年，我们下面，还有谁呢？”阿城说：“你可不能这么想，年轻人咕嘟咕嘟冒出来，不要小看年轻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