董倩
1960年，吕雅芳不到三岁，上面有两个分别为十三岁和十岁的姐姐，还有一个七岁的哥哥。对于这么大的孩子，吃就是全部。她总是饿，哭哭啼啼地缠着妈妈、姐姐要吃的。别说她，所有人的胃都是空的，像一个巨大的永远填不满的无底洞。
吕雅芳的母亲心急如焚，她的四个孩子正在长身体，喂饱他们是做母亲最起码的责任，但是她做不到。持续很久的大饥荒看不到有结束的迹象，母亲不知道再这么下去该怎么办。母亲和婆婆绞尽脑汁，每时每刻都在想什么能吃，哪里有吃的去填孩子们的胃，树叶、树皮、草、草根……能想到的都吃掉了。
给吕雅芳喂饭，一吃到草她转头就吐，然后哇哇大哭，只有米汤里屈指可数的那几粒米才能让她安静下来。终于有一次，她把母亲硬往她嘴里塞的草吐掉之后，母亲大吼：“吕雅芳，你这么吃，别人要不要吃？你还让不让别人活？”吕雅芳从没见过母亲发火，哭声一下子被吓了回去，她惊恐地看着母亲。母亲看着眼前被吓傻的小女儿，再也控制不住自己，一把搂过女儿泪如雨下。孩子没错，她太小了，这个年龄的孩子本来就是要吃最细软、最有营养的食物，她的胃怎么能消化得了粗糙的草根？她已经两岁多，却还不会走路，因为发育不良。孩子想吃，做母亲的满足不了，还要责备孩子。可如果把仅有的一点点粮食都给了她，那其他三个孩子和婆婆怎么活？
当晚，母亲和婆婆在家里有了一番对话。“妈，把雅芳送到上海去吧，毕竟上海大，不缺这一张嘴，村里有好几户都把孩子送出去了。”沉默，再张口，是婆婆：“送吧，放在咱们家，怕是养不活了。”二女儿吕顺芳听见了，一下子冲到她们面前：“妈妈、奶奶，送我吧，把我送到上海吧，我记得家，长大能找回来。”
半个多世纪以后，我坐在吕顺芳面前，说起那天晚上的这一幕，当年那个被饥饿追赶的十岁小姑娘已是一位满头白发的老人。我问她：“当时知不知道‘送是什么意思？是像夏令营那样去去就回，还是永别？”
老人清瘦、矮小，但精神矍铄。她仿佛回到五十多年前：“我知道的。送就是送给别人，再也回不了家，见不到妈妈和奶奶了。但我还是想让她们送我去上海，因为我太饿了。我最大的梦想，就是能吃一碗一勺能捞起很多米的粥。妈妈把脸一绷，凶我说，你太大了，被人发现会被遣送回来。你妹妹小，不记事，送她走能让她活下来。”吕顺芳还清晰地记得，她当时羡慕得不得了，希望自己是被送走的那一个“幸运儿”。
人对事物的理解很难跳出自身的感受。我没有经历过那个年代近乎疯狂的绝望，所以不能想象一个十岁的孩子会因为吃而永远地离开母亲。我问：“不知道这就是生离死别吗？”“我只觉得这是一条路，一条活命的路。我还小，我想活。”是跟妈妈永别让自己活下去，还是跟妈妈在一起受饿，只能二选一。这种极端的选择本来是非常少见的，但是在当年，却逼迫着宜兴高塍和官林的几乎每个家庭。
第二天放学回家，妈妈和妹妹都不在了。后来，在漫长的几十年岁月里，母亲对那一天闭口不言。为了寻找妹妹，吕顺芳一点一点撬开了母亲的嘴，从只言片语中拼凑起大致的经过。那是母亲永远不想说的事，埋在她心里，折磨了她半生。
那天，母亲抱着雅芳，坐轮船，换火车，到了上海。母亲没有把雅芳放在人流如织的火车站，因为虽是农村妇女，但她知道，干部有稳定的工资，能养活孩子，她要把她的孩子交给一户上海人家。她出了火车站，走到天目路。她不识字，只能凭感觉分辨哪里像一个单位。没走多远，就到了这样一个地方，母亲本能地感觉到这里上下班的应该是在国家机关工作的人。她把雅芳放在石头台阶上，从怀里掏出一个饼塞到她的小手里，雅芳绝没想到会有这么大的一个惊喜，不顾一切地用小舌头舔着这个从来没尝过的美味的食物。对一个长期饥饿的人来说，那一刻就是在天堂了吧。什么是撕心裂肺、挖心掏肝，你能想到的最疼的感觉，就是那一刻母亲的全部感受。“雅芳，好吃吧？妈妈再去给你买。”雅芳抬起头，不相信妈妈说的话——怎么可能还有？她拼命地点头说：“好吃，妈妈，好吃，还吃。”母亲最后抱抱雅芳，不敢再停留。她生怕被警察发现，也怕自己会迈不动步再把孩子抱回家。她转头就走，又一次剪断了母女间的“脐带”。
母亲不知道自己怎么回到位于浦东的弟弟家。她不吃不喝也不说話，就呆呆地看着一个地方。弟弟、弟妹使劲摇晃她，问她到底怎么了。缓了很久，她说：“我把雅芳扔在上海了。”说完，她放声大哭。
第二天，母亲又回到雅芳吃烧饼的地方，孩子早不见了。四处打听，有人说好像是被统一送到北方去了。
时隔多年，吕顺芳的解释让我明白了她母亲的逻辑：要让孩子活，就要扔掉她；因为深爱她，所以送她走。同样，吕顺芳自己也宁愿永别母亲，去填饱肚子。饥饿，是最原始的欲望。只有吃饱，人才能表现出做人的尊严。
我问她：“后来你有没有设想过，如果换了你会怎样？孩子留在自己身边，就是饿死了也有个交代；可是把孩子送出去，她什么样你就永远都不知道。为什么要送呢？”我是想说，我不理解，我不会去送。
吕顺芳一字一句地说：“我家的邻居，他家的母亲就是这么说的，跟你说得一模一样。她没有送出一个孩子，一个儿子在她身边饿死了。她今天跟我说，她最羡慕我，因为我有妹妹可以去找，而她的儿子没了，她没处可找。我有希望，她连希望都没有。你不会理解当时母亲们的选择，没有谁比母亲更爱孩子。她们能背着一辈子的骂名，把孩子送出去，是因为只有送出去才有希望，有可能不被饿死。她们要把生的希望留给孩子，这就是母亲。我理解我的妈妈，她是最好的妈妈。”吕顺芳说这些话时，老泪纵横。她懂得母亲为了这个选择，一辈子承受了什么。
送走妹妹回来，母亲只说了一句话：“妹妹送到上海了，她有饭吃了。”之后，就再不提起。从那时起，妹妹这个话题就是家里的禁忌，谁也不去碰，谁也不敢碰。母亲本来就少言寡语，自那时起话就更少了。
几十年里，母亲只有一次主动说起了雅芳。那是改革开放以后了，周围的邻居都盖起了漂亮的楼房，母亲看在眼里，有一天她不知是自言自语，还是说给顺芳听，轻轻地念叨了一句：“要是我们雅芳在，一定过得比他们好。”顺芳听了心里一怔，这是母亲憋了多少年才吐出来的一句话，她心里对小女儿一寸一寸的思念外人怎么能体会。她越是不说，越是说明她被自责和内疚折磨得痛苦。顺芳嘴上没说，但是心里却想，一定要去找妹妹，只有这样才能让母亲的心安宁。
雅芳在这个家里只是个过客，两年零四个月。没有单人照，也没有全家福，在母亲和顺芳的记忆中，她被定格在那个年纪。
顺芳做生意，全国各地跑，哪怕到了大西北，她的眼睛都不放过周围的人，她想在人群里寻找到一张熟悉的面孔。雅芳长大了是什么样，顺芳和母亲都只能凭猜测，从对方的脸上寻找一些依据，也许像妈妈，也许像二女儿顺芳，谁也不知道。
2000年，上海电视台播出了一个廊坊的上海孤儿回上海寻亲的新闻。在转瞬即逝的图像里，吕顺芳看见了一张似曾相识的脸：那么像母亲，会不会是妹妹？她从电视台翻录了节目，拿回家仔细看，决定试着联系。没想到回复得很快，双方约定去做DNA比对。等待的过程中，那个像妹妹的中年妇女来到吕顺芳家。
当她站在吕家门口时，吕顺芳母亲就已经知道她不是雅芳。虽然两岁多就分离，但毕竟是母亲，母女间那条神秘的通道外人是闯不进去的。心知肚明，母亲和順芳却都没有说——人家千里迢迢来了，何苦要亲手戳破她心里那个美好的寄托？可能她一辈子的重心都在那儿。
母亲认为自己也有一个多年离散的女儿，万一自己的女儿也像这个“女儿”一样在找妈妈呢？找错了的话，人家能给她一个温暖的夜晚，让她继续找下去也好啊。晚上，母亲和“女儿”睡在同一张床上，将错就错，把她当成雅芳。母亲多想她就是自己的女儿，如果她是雅芳，母亲一定会用余生去加倍弥补当年的狠心。雅芳也是人到中年，比当年送走雅芳时的母亲还大几岁，这些年她到底在哪里，过得怎样，妈妈多想知道啊。而“女儿”睡在吕家妈妈身边，睡得很沉，她找母亲也找了几十年，好歹找到了一丝希望，累了半辈子的心终于可以休息一晚，她心里也希望这个就是她的妈妈。
吕家妈妈和顺芳把所有的希望都寄托在DNA比对结果上：也许自己的感觉错了，她就是雅芳呢？结果出来了，吕家母女的感觉没错，果然不是雅芳。“女儿”拿着比对结果扑簌簌地掉泪，她不愿意接受这个结果，接下去她不知该怎么办，她实在是没力气再找下去了。
三年后，2003年的一天早上，母亲突然不行了，弥留之际，她已经不会说话，眼睛却迟迟不肯闭上。顺芳几次把母亲的眼合上，但母亲总是又睁开。顺芳突然懂了，母亲这是在等雅芳。她凑过去跟母亲说：“妈，你放心地走吧，我一定把雅芳给你找回家。”是听到顺芳做了这个承诺吗？母亲的眼睛不再睁开。
母亲走了，终于摆脱了近半个世纪的内心煎熬。接下去就是顺芳用她的后半生去兑现承诺。顺芳去过太行大峡谷，在深山老林里，她想到自己的妹妹，如果雅芳被送到这里，偏僻闭塞，她怎么能知道外面的世界？怎么能知道她的妈妈、姐姐在找她？顺芳也知道有些孤儿后来到了欧洲或美国，她也设想雅芳没准就在其中。当然，顺芳也不是没想过妹妹可能早就没了，但是母亲坚信雅芳还活着。
每当有人找到亲人，顺芳就发自内心地替人家高兴，那是她和故去的母亲最大的期待，她懂得相聚意味着什么。可看着人家认了亲，她心里也隐隐地有些羡慕和嫉妒。为什么不是雅芳呢？雅芳在哪儿呀？人，不管是贩夫走卒还是帝王将相，越长大，越成熟，越接近终点，就越想搞清楚几个终极的问题：我是谁？我从哪里来？我向哪里去？吕顺芳在帮人寻亲的过程中，遇到过不少有身份、有地位、有钱的人，他们在特殊的历史背景下被父母无奈地遗弃，却用自己的努力挣来后半生优裕的生活，事业有成，儿孙满堂。可是他们内心越来越惶恐，如一叶浮萍，迫切地想知道自己的根在哪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