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干
围绕读书，世界上存在两类人：一类是靠读书谋生、以读书为业的学者，他们可能挂着各种头衔称号，高踞学术的神坛，学富五车，才高八斗，高深莫测；而另一类人，读了不过几本书，最多只能算是读书路上的“流浪汉”，但这类人天性敏感、思路敏捷、热爱生活，会情不自禁地思考人生的种种问题，百折不挠地通过身体力行探索生命的真谛。
上述这两类读书人，你最欣赏哪一类？
如果在遇到尼采之前，我会不假思索地选择前者，因为他们温文尔雅、风度翩翩，毫无疑问是读书路上的成功者，而后者不过是路边捡到几枚贝壳就渴望星空的人，俨然没有前者的闲庭信步和胜券在握，他们仅是读书路上的“流浪汉”而已。然而，从尼采的一些疯言快语中，尤其是他关于读书人真实品格的讨论中，我深深地感受到：与学者相比，“流浪汉”或许更为真实和真诚。
尼采认为，一个真正的读书人，不仅是一个具有思想能力的人，更是一个真實的人。在尼采看来，学者可能具备前者但不足于后者的是：真实。当然，学者的产生并不能归咎于个性化，而是当前整个偏重理性科学的教育制度和琐碎分工的产物。“科学在自助时伤了它的仆人，把自己冷漠干枯的性格烙印在了执行者的身上。”为此，尼采在《作为教育家的叔本华》一书中痛惜地指出，学者因为过早地献身于科学，他们的本性遭到扭曲，成了精神上的“驼背”。一个人一旦成了学者，一旦占有一种专门的学问，从此便被这门学问所占有，成了那个专业的牺牲品。
尼采最反对“读死书”。他认为，“学者仅以‘翻书本为业……最后完全丧失了独立思考的能力。如果不翻书，他就不思考。当他思考时，他是在对一个刺激做反应——最后他只会做反应了”，结果“成了必须去擦它才能生出火花的‘思想的火柴”。按照尼采的理解，真正的读书人首先必须是为自己的人生意义去探寻和创造的人（哲学家），这在根本上意味着，真正的读书人必然怀着充盈的、巨大的生命热情，“不断生活在最高问题的风云中和最严重的责任中”，他们的生活“全然不是静观的、局外的、默然的、安全的、客观的”。学者之所以达不到这一境界，就是因为他们同人生处在一种根本的错位关系中，他们漠视、远离、虚度人生。所以尼采断言：“一个学者绝不可能成为一个哲学家。”也正是站在这样一个角度，尼采狂言道：“即使我走我自己的错路，我也仍然走在他们的头顶上。”
当然，尼采之所以如此不待见学者，跟他不愿循规蹈矩、追求独创的个性有很大关系。赫拉克利特说：“一个人的性格就是他的命运。”许多人终其一生，安居乐业，心安理得地接受环境和时运替他们安排的一切，但像尼采这样拥有躁动不安的灵魂的人，总是在苦苦地追寻着什么，精神上不断地爆发危机。尼采做过十年学者，虽然他的古典语言学素养曾令导师和同事对他刮目相看，甚至一度被赞誉为“莱比锡青年语言学界的偶像”，他却认为这是最枯燥、最乏味的十年。
在尼采晚年写作的《看哪这人》一书中，他不无惋惜地回忆道：“一种焦躁笼罩了我。我知道是刻不容缓反省自己的时候了。我感到惊恐，一下子看清楚自己浪费了多少时间——我以古典语文学为我的全部生存、我的生命，这是多么无益、多么草率。我为这种错误的谦虚而羞愧……”正是这颗躁动不安的心，让他最终选择了流浪，也结束了外人眼里极为荣耀的学者生涯。
就是这个不拘一格、个性张扬的“怪人”，选择了与孤独为伴，把流浪当成家。“我需要孤独，也就是说，需要康复，回归自己，呼吸自由、轻快、活泼的空气……”事实上，尼采创作巅峰期的主要作品，包括《快乐的科学》《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善恶的彼岸》《道德的谱系》《偶像的黄昏》等，无一不是他脱出常规后，在漂泊的生涯中写出来的。对此，雅斯贝尔斯的话颇具总结意义：“尼采一生的主要特色是他的脱出常规的生存。他没有现实生计，没有职业，没有生活圈子。他不结婚，不招门徒和弟子，在人世间不营建自己的事务领域。他离乡背井，到处流浪，似乎在寻找他一直未曾找到的什么。然而，这种脱出常规的生存本身就是本质的东西，是尼采全面哲学活动的方式。”
毋庸置疑，尼采的读书观与他的人生观是一脉相承的。按照周国平先生的说法，尼采的人生哲学可概括为“本能与超越”。很显然，尼采关于读书人首先必须是一个真诚的人的说法，就是贯穿了他“健全的生命本能”的观点，而他关于书籍只是手段以及人必须自我教育、以强力意志发掘创造潜能的观点，更是深深体现了他“生命的本质在于不断自我超越”的超人梦。
毋庸讳言，尼采的话语在常人看来有些偏激，他的这种生活方式乃至思考方式也并非一般人可模仿（或许天才除外），但其关于“尽信书不如无书”“做一个真实的人”，以及充分发掘自我思想潜能的知识观，在今天仍有重要的启示意义，而其阐述的那种至上的读书境界，更令我辈望尘莫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