谭山山
“2020年，在太空舱白得刺眼的房间中醒来。旋亮灯，连上Wi-Fi，在订餐App上买一份免冲代餐加榛果巧克力调味包，戴上VR眼镜，选择IMAX模式看个4K、3D、120帧的最新电影。裤袋里的手机振动，摘下眼镜拉开舱门，一瓶包装简单的代餐递到你面前——营养均衡、食用方便，你甚至可以在舱内躺着喝完，不用担心弄脏床单。”
在《还要多久，吃和住将从人类欲望中彻底消失》中，自称“关心科技前沿的IT狗”高小山这样描述“最小化生活”的未来。
事实上，高小山此前进行了为期两个月的“禁食实验”——每天以代餐粉这种“未来食物”度日。除了身体上的变化，体重从70公斤降到63公斤，另外，他对食物的感受性空前增强，甚至能分辨不同咖啡豆味道的差别。更明显的变化体现在社交方面：退出了同事们的点餐群，推掉所有饭局，害怕见到家人和朋友（因为很难跟别人解释吃代餐粉是什么感受），变得更宅。
体验过戒断食欲之后，高小山将他的人类欲望田野调查延伸到胶囊旅馆上。在他看来，代餐粉和胶囊旅馆这两个具有未来感的概念，似乎能合成一种有趣的极简生活方式。
“或许在未来，有些人并非被迫，而是自愿走进冬眠仓，自愿食用代替食物的合成粉末。总之，我希望将自己的生活内容压缩到最小。”
关于“最小化生活”，你想到了什么？对，这是一种“断舍离”，一种新型的“不持有的生活”，核心就是抛弃物欲、减少生活成本。就像法国哲学家吉勒·利波维茨基所定义的那样，“卸除那些压在我们存在之上的多余重量”，也就是让自己变轻。
而且，不只是个体变轻了，整个世界也正在变轻。
“至少在这个星球的‘发达部分，一些紧密相关并将对未来产生深远影响的变化已然发生，抑或正在发生，这些变化为个体追求创造了前所未有的环境，同时也带来了一些人类从未遇到的挑战。”
在阐述现代性正从“固体”阶段向“流动”阶段过渡时，社会学家齐格蒙特·鲍曼如此断言。这是一个“一切坚固的东西已经烟消云散”的时代，这也是一个几乎一切都变动不居的时代。
如果说，“固体”的现代性意味着严守戒律、道德主义、约定俗成，是“重”的，那么，“流动”的现代性则意味着轻盈、多变、不确定，是“轻”的。
承继齐格蒙特·鲍曼所提出的“流动”现代性观点，吉勒·利波维茨基引入了“轻”的概念。
他把当下这个时代命名为“超现代时代”，认为“轻”作为一种价值、一种理想和一种迫切的需要，不再局限于个人对待生活和他者的态度，而俨然成为全球经济、文化的运作模式，以及我们这个时代的重要表现之一。
无论是齐格蒙特·鲍曼还是吉勒·利波维茨基，都提到了一种新型的生活方式——游牧式生存。
正如齐格蒙特·鲍曼在《流动的生活》一书中所说，这些现代社会的游牧民，都精通并实践“流动的生活”的艺术，认同迷失。他们喜欢创造，喜欢游戏，喜欢流动；他们“把新奇的东西看成好消息，把不确定性看成价值，把不稳定性看成必要的事”（法国社会学者雅克·阿达利语）。
在《流动的生活》一书中，齐格蒙特·鲍曼引用了《观察家》杂志上一篇署名为“赤脚医生”的文章，认为它描述了这些现代游牧民的生活姿态：“像水一样流动……你迅速向前移动，绝不要抵制潮流，绝不要长时间停下来让自己变得迟钝，或者抱着河岸或岩石——你生活里遇到的财富、地位或者人——不动，甚至对你自己的意见或者世界观，也不要试图抱着不放，你需要做的，只是与你人生历程中出现的一切事物进行一次蜻蜓点水却又灵光闪现的接触，然后优雅地放开手，任它飘然而去……”
“轻捷和优雅，随自由一道到来——流动的自由、选择的自由、弃旧貌的自由、换新颜的自由。”齐格蒙特·鲍曼这样写道。
如此说来，“飘一代”是“轻生活”的引领者。
“飘一代”对物质的态度是“轻”的——只租房不买房，只打的不买车；他们对金钱的态度也是“轻”的——懒得存钱，理由是，不用养家，不用供楼，不想防身，不想养老；他们对待哲学（涵盖一切严肃的东西）的态度更是“轻”的——对哲学敬而远之，哲学显然是沉重的东西，一切沉重的东西都是“飘一代”所不喜欢的。
“飘一代”对爱情的态度是“轻爱情”——爱过很多次，但从不为谁要死要活；他们的婚姻（如果有的话）是“轻婚姻”——悄悄结婚，绝不举行盛大的婚礼，肯去婚姻登记处，已是他们对长辈最大的妥协了；他们的人际关系是“轻社交”——不对别人嘘寒问暖，也不喜欢被人嘘寒问暖，生病时愿意一个人，伤心时也愿意一个人，因为空间比温情更重要。
而在怎样摆脱铺天盖地的物质主义负担上，日本人显然更有心得。在社会学者三浦展看来，2011年发生的“3·11”东日本大地震是颠覆日本人物质观的一个重要节点：已经被摧毁的物质，即便恢复原状又有什么意义？下一场大地震、大海啸照样会来临。在自然的强力下，物质已经不足以让人感到幸福。因此，三浦展提出了“第四消费”概念，其核心转变是从物到人、从钱到人。
对于日本年轻人沉迷的“小确幸”，上一辈的反应是恨铁不成钢：日本著名管理学家大前研一写有《低欲望社会》一书，他认为现在的年轻一代不愿意背负风险，不买房、不结婚、不生小孩，丧失了物欲和成功欲，是“胸无大志”的一代；作家林真理子写有《野心的建议》，以自己从没钱、没身材、没颜值的小胖妹逆袭为畅销书作家的亲身经历，给年轻人打鸡血——“只想维持现状，是一种没有出口的不幸”。
媒体给这些自愿变“轻”的年轻人赋予了种种名称：飞特族——工作不稳定的打零工者或合同工；单身寄生虫——和父母合住的单身者（或者是日劇《约会～恋爱究竟是什么呢》中的所谓“高等游民”）；食草男——对女性不感兴趣的男子……
《华尔街日报》的报道这样描述他们：“他们不认可父辈的消费主义，觉得那无异于挥霍浪费。有些人住在‘团体家屋里，和室友共享一室（日本新兴现象），吃3美元（约合人民币20元）的牛肉饭。要说他们肯在哪方面花钱，那就是旅行。在一个通货紧缩的社会里，你买的所有东西都可能贬值，但经历不会。”
我们不需要别人的认可，只需要自己认可自己——这是日本年轻一代的普遍心态，也是越来越多中国年轻人的心态。从“飘一代”到“轻一代”，有一个特性贯穿始终，那就是对“飞”的向往——只有擺脱物质的负累，才能实现身体和精神之轻。
就像卢梭在《孤独漫步者的遐想》里所说：“身外空无一物，只有自身的存在。只要这种状态持续下去，人就能如上帝一般自给自足。”
所以，像高小山那样一本正经地讨论人类的欲望，并从最基本的吃和住这两方面入手研究，是有价值的。
比如房子。是否人人都得有一套房子？在“飘一代”看来这是不需要讨论的，但现在的多数年轻人则不然，是不敢，是无奈，或者也有不甘心。
日本建筑师黑川纪章于20世纪70年代设计的东京中银胶囊大楼，是现代建筑史上首座真正以胶囊般的建筑模块构成的建筑。黑川纪章与运输集装箱生产厂家合作，在工厂预制建筑部件，并在现场组建。所有的家具和设备都单元化，集纳在约7平方米的一个个独立单位里——也就是一个个“盒子”。
按照黑川纪章的最初构想，每25年“盒子”（或曰太空舱、胶囊）就应该替换一次。但事实上，自1972年建成以来，这幢大楼从来没有替换过“盒子”。
日裔摄影师Noritaka Minami赶在大楼被清拆或重建之前，拍下了一组照片，让我们得以一窥“盒子”里的细节：有些“盒子”还保留着预装的柜体（还有嵌在柜子里的电视机）；有些“盒子”则用沙发代替床，于是有了工作台的空间，甚至还摆得下一把舒服的靠背椅。
这种单元格式、将住宿最小化的方式，如今正通过胶囊旅馆或共享睡眠舱的形式逐渐扩展。“总有这么一批人，不需要宽敞的寓所、真皮沙发和全景飘窗，懒得再思考床单和被罩买什么花色，墙上该挂个壁毯还是加个橱柜。只要你没有幽闭恐惧症，一间干净、卫生、水电网齐全的‘胶囊，就可以满足你最简单的住宿需求。”高小山写道。
当你舍弃了对于物质的执念之后，你将获得的可能是更多的自由。比如，用代餐食物满足基本营养，而把剩下的时间和胃口留给真正的美食；比如，住进“胶囊”之后，你会改掉买买买的习惯，因为放不下；还有一个好处是，你可以说走就走了。
“最小化，并不意味着生活质量的降低，而是在摒弃物欲之后，拥抱更加纯粹的自我。”高小山相信，乐于选择极简生活的人将越来越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