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海
江梦南
26岁这年，江梦南第一次听到了布谷鸟的叫声。
那是在清华大学的校园里，她晨跑时路过树林，一种陌生的声音传入耳朵。她停下来，以便听得更清晰一些——重获听力后，分辨脑袋里的声音是虚幻还是现实，是她必须解决的一个难题。
半岁时，她右耳失聪，左耳听力损失大于105分贝。
她是清华大学生物信息学博士，内敛的性格，加上长期的科学训练，让她对“精准”有一种执念。但在有声世界里，她是一个不折不扣的初入者，准确形容一种声音，对她是一件难以完成的事。
江梦南出生在湖南一个叫莽山的瑶族小镇，父母都是初中教师。他们把诗意寄托在女儿身上，孩子按民族习俗随母姓，名字是“岁月静好，梦里江南”的意思。
很长一段时间里，江梦南都是一个安静的孩子。她很少闹人，也从未张口说话。父母频繁地在她身旁摇钥匙，或者拍手，希望得到她的回应，但大部分时候他们看到的只是她木讷的表情。
江梦南9个月大时，赵长军夫妇带着她去湖南湘雅医院检查，确诊结果是“极重度神经性耳聋”。江梦南3岁前，夫妻俩利用周末和假期，频繁带着她去长沙、北京等地看病。四处奔波求医需要花费不小的开销，夫妻俩的工资很快就支撑不住了。在工作和照顾女儿之外，赵长军把大量时间花在了经营茶园、果园上。那几年，他被晒得黝黑，成了一个地道的茶农、果农。茶园的收入暂时弥补了家庭开支，赵长军买了一台盒式的助听器给女儿。
那是一台有些过时的机器，300多元，主机和当时的寻呼机大小相当。他和妻子先戴上，害怕女儿受不了，先把功率调到最小，结果还是被巨大的声响吓了一跳。随后，他们把功率逐渐上调，但一直调到最大，女儿对外界的声音还是没有反应。“几乎相当于一个高音喇叭放在耳朵里。”江梦南的母亲江文革说。有时女儿睡觉，他们也不会取下她的助听器。赵长军清楚，女儿耳朵里一直响着的，是一种火车呼啸般的声音。他心疼女儿，却又盼望在某一个瞬间，她突然被巨响吵醒。
这种事却从未发生过。
夫妻二人對女儿发出声音的期待，逐渐变成一种渴望。
“她能从我这里要钱，去小卖部买瓶酱油，我就心满意足了。”赵长军不得不面对现实，希望女儿未来能有基本的生活能力。
江梦南1岁4个月时，赵长军夫妻二人不知第几次带着她去北京看病。结果和过去一样，又是无功而返。回到住处，他们沉默着打包行李，江梦南在一旁摆弄玩具球，一不小心球滚落到她够不着的地方。
“啊啊。”
夫妻俩瞬间怔住。安静的房间里，他们都听到了女儿的声音。那是含糊不清的“啊啊”声，女儿有了主动发声的意识，这足以把他们从不断重复的失望中拯救出来。
他们看着对方，激动得说不出话，甚至哭了起来。两个人都从这一声喊叫中得到了巨大满足：江文革认为女儿喊的是“妈妈”，赵长军则坚信她是在叫“爸爸”。
长大以后，江梦南分析自己当年突然“说话”的原因——通过助听器，她能听到微弱的声音，尽管无法辨别音源的方向，也无法理解声音的内容。这种微弱的、看似毫无意义的声音，让她得以融入有声世界。
从北京回到家后，赵长军夫妇更加坚信女儿可以发声、可以正常说话。他们每天都抱着女儿，从最简单的音节开始，对着镜子练习口型，教她如何摆放舌头。
一开始，江梦南只张口，没有声音。夫妻俩让女儿摸着他们的喉咙，感受声带振动，把她的手放在他们的嘴巴前，让她感受说话时的气流。
江文革曾利用暑假，去长沙一家聋儿言语康复机构学习。她和几岁的孩子一起上课，除了老师，整间教室就她一个大人。但这没有妨碍她认真听讲，她拿到了宜章县第一张言语康复师证书。
江梦南逐渐学会了发声，但她听不到自己的声音。与普通人不同，她不是靠听觉记忆纠正自己的发音，而是需要记住发出每个音节、每个字时的口型，以及舌头的状态和摆放位置。即便一切都做到完美，协调声带振动与口型变化、调动声带准确发音也是难事。这是一个不断尝试的过程，“每个字练习上千遍都是少的”。看着还不懂事的孩子，赵长军不知道这样的训练方式到底会有多大效果。他说这种方法很“蠢”，但他意志坚定，“蠢”也要“蠢”到最后。
江梦南再大一点时，父母意识到他们的口音太重，便开始让女儿对着中央电视台的新闻节目练习。她几乎每天都要拎着小板凳，坐在家里的电视机前，紧盯着播音员的嘴巴。她一天至少要看3档新闻节目。
这种集中的“听”说能力训练，一直持续到江梦南6岁前。她赶上了同龄小朋友的语言水平，甚至在某些方面的水平超越了自己的年龄——上小学前，她已经熟练掌握了拼音，也比很多同龄孩子识的字更多。现在，她6岁前的记忆已经模糊，那段艰难的人生起步经历，也只存在于父母的述说中，像别人的故事。但她习得的技能永远刻进大脑，往后的日子里，她在面对命运不公的同时，也会得到命运的独特馈赠。
江梦南一家在清华大学合影
从上小学开始，江梦南就一直坐在教室的前排中间位置。她需要读老师的口型来“听课”，但全程跟上老师的语速，几乎是一项不可能完成的任务——课堂上，有时需要边听边看，老师有时会背对着同学讲话。
大部分时候，她都是靠看板书，然后通过自学赶进度。她在自己的节奏里按部就班，却在不经意间走在了前头。四年级暑假时，她就已经把五年级的课程学完。通过学校测试后，她直接跳到了六年级。在学校里，除了学习，江梦南也在适应集体生活。她逐渐意识到自己的特殊：别人在背后叫她时，不会得到任何回应;音乐课上，同学们一起唱歌，她只能跟着念歌词。
赵长军很早就预料到了女儿的烦恼，他总是对女儿说：“不要和别人比。每个人都有难题，都需要自己克服。”
父亲的话几乎成了她的生存法则。在未来的生活中，她碰到更多困难：听不到闹铃，不能独自接打电话，在机场、火车站听不到广播……生活每进入新阶段，新的难题也会随之出现。到清华大学读博士时，研究组七嘴八舌“头脑风暴”，大家讨论得越激烈，她就越跟不上节奏，但她总能找到自己的解决方式。医生曾告诉她，因为听力损失严重，她的平衡感会很差，她很难学会骑自行车。现在，在清华大学校园里，她每天骑自行车上下课，轻松自如。她不需要闹铃，而是全程握着手机睡觉，每天被手机的振动唤醒。有时，听不到也成了一种优势，“我不用担心睡觉时被人吵醒”。
在很多人眼里，江梦南是一个对自己要求严格而且性格坚强的姑娘。她说自己从小就生活在一个“hard（困难）模式”的环境里，时间长了，一切都变得寻常。但更多时候，她也是一个普通的姑娘，只是没有人看到。刚到郴州六中时，面对新老师，她要重新适应他们的口型，这让上课变得更难。她和舍友一样想家，有一天熄灯后，她躲在被窝里哭了，没有声响。
2010年，她第一次参加高考，成绩超过了一本线，但她不满意自己的成绩，选择了复读。当年，在写高考作文时，她想到了自己小时候，父母每次天不亮就带着她到镇上，提着大包小包，在路边等车——他们带女儿去看耳疾，长途汽车发车早。她说自己哭着写下这段经历，一出考场就知道跑题了。成绩出来后，她的强势科目语文刚过及格线——99分。
第二年，她考上了吉林大学。长春离家3000公里远，她没让父母陪同，独自乘火车去报到。
因为自己的经历，她本想選择医学专业，但马上又意识到医生要和病人交流，有时病人也会戴口罩。她最终选了药学，“一样能治病救人”。
有时候，大家真的会忘记她听力不好。她和很多女孩一样，爱健身，有时尚品位，甚至更自信。最重要的是，她身上有一种稀缺的感染力——对他人的真诚和善意。
江梦南说自己很少因为听不到而感到自卑，她很早就开始直面这个问题，而不是躲避。小时候，父母常带她出门，让她多跟人沟通。“这是我女儿，她听不到。”赵长军总会这样向别人介绍自己的女儿，毫不避讳。在别人面前，父母从来没表现出自卑。
2018年，江梦南在吉林大学硕士毕业之际，长春当地的一位医生看到她的故事后，托人把她带到了诊室，劝她植入人工耳蜗。“你已经走这么远了，为什么不试试看，自己的人生还有多大的可能性？”她被医生的这句话打动。
这年夏天，在右耳成功植入人工耳蜗后，她重获失去26年的听力。
因为在寂静里待得太久，一开始，她很不习惯这个有声的世界。即使把耳蜗的灵敏度调到很低的水平，她也无法承受外界的“吵闹”。普通的环境音，都会让她感到“视线都在震颤”。有时一个塑料瓶轻轻倒地，她都会被吓一大跳。逐渐适应后，她开始重新打量世界，“它原本就很吵，这就是它一直的样子”。每一种声音都是新鲜的，汽车鸣笛声、下课铃声、雷雨声……还有她一直想感受的歌声。
现在，她喜欢听舒缓的钢琴曲。在清华大学校园里，她骑着自行车，手机直接连接上耳蜗，不需要通过振动，电信号可直达大脑。那是属于她一个人的时刻，“普通人很难有这种奇妙的体验”。
她虽然能说话，也掌握了每个字的发音方式，但她从来没真正听到过它们的发音。对她来说，如果闭上眼听一个人说话，就像在听一门完全没学过的语言。
植入耳蜗的那段时间，江梦南需要新的言语康复训练。父母每天都跟她打视频电话。他们先在笔记本上把当天要练习的内容写好，再挡住嘴，按顺序念出来，让女儿分辨。江梦南无法记起自己小时候父母教她说话的过程，如今在某些瞬间，她说似乎体会到了自己20多年前，坐在母亲怀里，对着镜子不断练习口型的感觉。
恢复听力后，江梦南仍和父母保持着文字沟通的习惯，几乎每天她都要跟他们发短信、微信。
有一次，赵长军没注意女儿连续发来的信息，紧接着，手机铃声响起。
电话接通，女儿显得有些着急，她想确认没有及时回复信息的父母是不是遇到了什么问题。赵长军告诉女儿只是手机没在身边，父女二人寒暄一番，然后挂断电话，没人感到哪里异常。
但很快，赵长军激动地跑向妻子。20多年来，他第一次在电话里听到了女儿的声音。
（萍 心摘自《中国青年报》2021年11月10日，本刊节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