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不能接受马跃的死，更不能接受他是自己摔死的。
每次他忘了带钥匙，便利用天台上的烟囱做固定点，把绳子捆在腰上，然后顺着绳索爬到四楼，再从窗户爬进去。他这一套动作看上去一气呵成，总算证明每个月在攀岩训练馆的钱没有白扔，因此也获得了一个“蜘蛛人”的绰号。
作为一名攀岩爱好者，打绳结是最基本的功课，怎么会松开呢？但警察告诉我，现场并没有谋杀的痕迹。面对我的质疑，他们建议我提供证据，以证明马跃是被人谋杀的。
谋杀？我想不出来。因为马跃性格随和，几乎没得罪什么人。况且我们是两个月前才搬来这个小区的，还没来得及跟周围的邻居建立关系。惟一有过来往的只有楼下开商店的李婶，因为马跃为了防患于未然，把一盘登山绳寄放在她那里，当钥匙忘带而我又不在家时，他就去李婶那里取绳索做蜘蛛人。
不过人心险恶，很多时候你无意中得罪了人而不自知。不是吗？
我坚信，只要是谋杀，凶手或多或少都会留下一些破绽。就算他很小心地隐藏自己。客观上也有可能在行凶时被他人目击。马跃出事是在一个风和日丽的下午，相对月黑风高的深夜，这样的作案时间更容易暴露自己。所以我有理由相信，也许会有人无意中目击到了真相，而我的责任就是把这个人找出来，指认凶手。
我决定以这栋楼为基点展开调查，进而辐射整个小区，直到找到有价值的线索为止。我知道这不容易，但为了给马跃报仇，多大的辛苦我都愿意承受。
二
这是一栋建于上世纪八十年代末的楼房，共六层，一楼一户。房子很旧，墙皮大片剥落，像是生了皮癣的流浪狗。在这里居住的年轻人不多，只有像我和马跃这种收入不高的打工族，才会考虑租住。
调查从一楼开始。
一楼住着李婶。她将房子辟出一间开了商店，聊以糊口。事发时她正在柜台里点货，因为上午刚刚进了一些饮料。还没点完，外面突然传来一声闷响，跑出去一看，就见腰上缠着绳子的马跃姿势诡异地躺在地上，身下涌出大片猩红的血。她吓坏了，半天才反应过来叫了救护车，之后又哆哆嗦嗦地通知了我。
最后的结论是：她什么都没看到。
二楼住着一对老人，我足足敲了十分钟才把门打开，遗憾的是，眼花耳聋的他们也帮不上什么忙。
三楼住着一对年轻的打工族夫妻，情况跟我和马跃差不多，都是朝九晚五、两点一线，事发时他们都在上班。
四楼住着我和马跃。
五楼住着一对退休的中年夫妻，事发时他们在睡午觉，什么也不知道。
六楼，也就是最顶层，住着一个孤僻的单身女人。我曾经在走廊里遇到过几次，很瘦，有点像脱了水的芹菜。当我敲开她的房门时，她正在做晚饭，腰上系着围裙，手里拿着铲子，厨房里飘出一股炖肉的香味。听我说了来意后，她把双手横在胸前冷冷地说：“很抱歉，帮不到你，因为那天下午我也在上班！”然后“砰”的一声，将我关在了门外。
我注意到在女人的客厅里，悬挂着一面硕大的镜子，仿古铜镜框在灯光里闪烁着古朴而诡异的光。这个女人一定非常自恋。
一圈下来，结果一无所获。
夜里，我沮丧地坐在窗前，对着马跃的照片发呆。我真的希望他能从照片里走出来，告诉我真相。
蓦地，眼角的余光捕捉到一点异样。我警惕地抬起头，发现对面那栋楼的某扇窗户里有个人影晃了一下。顿时想起对面五楼不久前搬来一个变态的男人，总喜欢窥视别人的隐私。一个念头陡然跳进脑海──那个位置，也许更加有利于目击真相。
第二天，我将对象锁定在对面那栋楼。经调查后他们都表示帮不上忙，令我十分失望。最后，我无可奈何地敲响了那个变态男人的门，男人不怀好意地看着我，说：“那天我在家看电视，什么都不知道。不过，如果你肯付出点什么，或许我能够想到一些有用的情报。”
说完他嘻嘻地笑，淫邪的目光落在我的胸口，恨不得伸出两只手把我的衣服剥掉。我恶心地跑了，直到跑出那栋楼，仍然感到他的眼珠子盯在背上，就像两条冰冷的蚂蟥。
调查再度陷入僵局。我开始泄气，或许我应该相信警方的结论，马跃的确是死于意外。但是接下来发生的一件事，马上推翻了我的妥协。
那是在几天后的一个晚上，本市新闻里播报了一起交通事故。一个男人驾驶着摩托车路过一个建筑工地，不知为何没有注意到施工警示牌，连人带车冲进了二十多米的深壕当场殒命。
这个倒霉的家伙，就是对面五楼的变态男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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