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都是谁？”
安然心想：既然对方把“竿”树起来了，我这只“猴”哪有不爬之理？真可谓是锣响猴跳，不跳，他们手里拿着“鞭子”。何不投其所好，友好配合？于是，他非常流利地编出了张三、李四、王麻子等等一大串名字。
发展了党羽，必然要有行动。这是“黑脸”和“白脸”的共识。
“你们另立了山头，一定会有行动。与台湾敌特机关取没取得联系？”
安然有些茫然、惊愕。不知如何回答才对。
“接触实质性的问题，你就沉默。要不要我给你提示一下？”‘黑脸’有些不耐烦了。“你写没写匿名信？给台湾？”
“信？”安然满头的雾水，不知主审官葫芦里装的什么药。
“对，是信！”‘黑脸’的声调几乎是提高了八度，眼色是那么严厉，紧紧盯着安然那无奈的双眼。“看来你是不见棺材不落泪，心里揣着明白装糊涂！自己干的事还不清楚？你给台湾的密信，一封也没发走，全都落在公安手里了。告诉你，心存侥幸绝没有好下场。自己讲清楚，还可以算你坦白，可以酌情从轻处理。”
至此，安然总算是明白了他们所要的口供。立即供认不讳：“我写了。”
“写了多少封？都是从哪里寄出的？”
“这……”安然自己根本就没有写过这样的信，他怎么会知道是多少封啊！更不晓得是从那里投寄的。
“真像挤牙膏一样，挤一点你才说一点。是不是真想从严呀？就看你的态度了！其实，你不说，我们也都掌握。一共是十二封，从外县、区投寄的！根据我们查证你的工资考勤表，你一直都在工作岗位上，不可能是你亲自去了外县。你必须把投寄的详细情况交待清楚。”
安然终于明白了案情的大概轮廓。既然对方认定自己是罪魁祸首，也只好顺水推舟了。所以，他又即兴发挥，愿意配合：“哦，是我指使下面发的。”当然，他所指的‘下面’，就是所谓他发展的党羽。于是，他又信口说出了一大串人名，然后签字画押。
至此，“6.16案件”似乎已经告破。但是，“世上没有无缘无故的爱，也没有无缘无故的恨”，安然之所以如此仇恨社会主义新中国，盼望老蒋重返大陆，必然有其历史根源，这才符合逻辑。根据群众的揭发，安然解放前曾经获得过蒋委员长亲笔签名的“嘉奖令”！一个潜伏已久的国民党残渣余孽，通敌叛国，是很顺理成章的事。这一情节不能不写进结案报告之中。
“还有一件事，需要你讲清楚。‘蒋该死’给你的嘉奖令究竟藏在哪里？”童良耐心地问。
那是两年前，安然在工间余暇给小青年们讲抗日战争的故事，随口吹牛说出的谎言。当时他说，由于他抗战有功，家里的镜框里有张“护身符”，上面印着：“安然抗战八年有功，我军将士不得骚扰。落款是‘蒋中正’。在他的档案里，确实记载着他曾在国民党机械师当过修理工。但是，在解放战争中，他随部队起义了。根据党的政策，革命不分先后，凡是国民党起义、投诚的部队官兵，一律视同革命队伍的一员。在历次政治运动中，安然的履历是有结论的。他万万没有想到，一句吹牛的谎言，居然成了罪证。由于他在批斗大会上“狡辩”，曾经遭到拳脚相加的皮肉之苦。现在，又提此事，他究竟应当如何回答呢？俗话说：虱多不咬，账多不愁。既然自己已经成了通敌叛国的现行反革命，再充当一下历史反革命又有何妨？安然深信，这毕竟是群众专政队的专案组。这样的审讯材料交给公安也会哑然失笑的。文革中有句口头禅：‘相信群众相信党’，也许安然丧失了理智，已经连自己都不再相信了！所以，他选择了积极配合，知无不言，言无不尽：
“那个嘉奖令在我老家的老箱底里藏着。”他在信口开河，根本就没有这样的嘉奖令。
童良停住笔，抬起头耐心地诱导说：“你能获此殊荣，当时担任什么职务？嘉奖令是在什么场合颁发的？你要实事求是讲清楚！”
安然心想，如果如实交待，当时他只是个汽车修理兵，他们哪肯相信？如果往大里胡吹，硬说自己是中华民国的大总统，但全世界都知道，那是蒋介石的席位，更不会有人相信。为了成全对方好大喜功的心理需求，安然给自己封了个不大不小的“官”：
“当时我担任国民党少将教官；嘉奖令是在南京国防部颁发的。”
一夜之间，潜伏多年的国民党少将教官被挖了出来；‘6.16案件’顺利告破！辉煌的成就，伟大的胜利！群众专政队的专案组，欣喜万分，将要连夜书写材料，向上级汇报这一特大喜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