盖玛雅，瑞典斯德哥尔摩大学亚洲中东土耳其研究系教授，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以来一直从事中国通俗文化方面的研究和中国语文教学。
1973年，我偶然得到了凭芬兰助学金去中国留学的机会。从第二年起，我开始在北京大学学习中国文学。当时给我们留学生开的文学课有古典文学（包括小说、诗歌）、鲁迅作品、戏曲和曲艺。曲艺课是由汪景寿老师教的，他给我们班介绍了当时社会上相当普遍的讲故事活动，还请来了好几位曲艺艺人给我们讲述自己的工作经验并表演一些拿手节目，其中也有讲故事。我对故事的兴趣就是这样开始的。后来，我买到了几本《革命故事会》小刊物（今《故事会》的前身），并且看了一些作品，但当时觉得看故事不如听故事。那时候，中国很多单位都有一个宣传队，宣传队的任务就是通过易懂的形式把重要的政治思想、政治运动、社会生活等方面的指示推广给大家，这些所谓易懂的形式当然包括讲故事。留学生到各个单位去参观时，经常有机会听到宣传队表演的故事。
几年以后我开始做研究工作，对象先是曲艺。后来，因为中国八十年代通俗文学特别红，国外的学术界也开始关注通俗文学，我的研究也就慢慢转到了这个题目上。那时候我已经在斯德哥尔摩大学当研究员，经常去东方博物馆的图书馆查资料，在那里看到了几种通俗文学刊物，其中之一就是《故事会》。读了以后，感到《故事会》最有意思的一面，就是它能反映很多当代的情况。虽然故事讲的不一定是真事，可是故事所包含的内容有很多是中国老百姓典型的想法、态度、兴趣、顾虑和乐趣。《故事会》正好从八十年代开始注重发表当代生活题材的故事，很符合国外读者的需要。三十多年以来，中国不断经历史无先例的改革和变化，在国外要了解中国，就必须更仔细地去关注中国社会各阶层的生活和想法。读《故事会》在这方面能起一定的作用。在斯大中文系，我常把《故事会》上的作品当作作业布置给学生翻译，虽说要翻译成瑞典语算是很难的，可学生很喜欢。这样，《故事会》也给我提供了很有价值的教材。
《故事会》作为一个小型而发行量巨大的刊物又是中国出版界的一个很特殊的现象，在中国文学刊物当中也占有很独特的地位，它的办刊经验也很值得我们研究。研究当代现象需要一手资料，所以我当然必须跟《故事会》建立直接联系。第一次访问《故事会》是在1995年。那时候没有网络，交流还不太方便，只好用写信的方法来自我介绍，征求采访。何承伟主编接待了我。后来我们一直保持联系，一去上海就一定要见见《故事会》的编辑。我的研究工作一直受到《故事会》编辑部的大力支持和帮助，对此，我表示衷心的感谢。
希望《故事会》永远是中国老百姓最喜欢的刊物。